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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然:英国人当年为何要搞贸易面对他国关税壁
发布时间:2019-10-04 12:10

 

  “工业”的完成是英国崛起的一大标志。在“工业”完成之际,从19世纪40年代起,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人又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贸易”。他们大幅削减了外国进口货物的关税,成了一个大多数外国商品近乎免税进口的“贸易”国家。更让今人有些看不懂的是:英国人虽然也鼓励他国减免关税,但并未以此作为本国贸易的前提条件。

  没有哪个国家将刀架在英国人的脖子上,逼他们这么做,如同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中用坚船利炮中国市场一样。简言之,英国人自愿搞起了“单边贸易”(unilateralfreetrade)。“单边”这个词在当下的国际中有不合群、不听劝甚至任性的味道,但前者看似像“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身作则、以德报怨”,像酒桌上的“我干了,你随意”。特朗普肯定会觉得,当时的“大”是大大地疯癫了。

  20世纪初英国的一幅支持贸易的漫画:左边的“贸易”商店中摆满了廉价货品,顾客盈门;右边的“主义”商店则相反,还有官员上门收税。

  首要代表叫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Cobden)。他20多岁时就靠开办印染厂成了成功的企业家,后来扔下能大笔赚钱的生意不要,投身社会活动,为推行贸易而在国内外奔走呐喊,成了英国乃至全世界贸易事业的。在很大程度上,“贸易”就等于“科布登主义”(Cobdenism)。

  科布登(左)及其亲密伙伴约翰?布莱特(JohnBright)是19世纪英国贸易运动的两大主将。

  第一,市场中的个人都是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本身就是最善于配置经济资源的那只“看不见的手”,因此,应推行经济上的主义,最大限度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包括推行贸易,这能最大限度地促进财富增长、经济进步和生活改善;如果都搞贸易,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从事生产和交换,即便产业结构不同,都能赚钱和过上更好日子。用今天的话讲,做电子芯片能挣钱,做土豆片也能挣钱;做导弹能挣钱,做茶叶蛋也能挣钱。

  这背后,当然有亚当·斯密、大卫·休谟、杰里米·边沁、大卫·李嘉图等英国著名思想家的古典主义经济思想的厚重身影。比如,亚当·斯密就说了:每个人,只要不违反的法律,应被任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将其产业和资本投入与其他人或群体的竞争中,君主应完全摆脱人类的智慧或知识不能胜任的那些职责。他认为,做好如下工作就够了:国家免遭入侵,免遭抢劫和,主持司法,并提供私人难以或不愿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

  这些人有上述主张,也是出于对现实的“疾首”:在19世纪前期之前,英国长期实行的就是经济干预和贸易主义。19世纪前期,主义在英国的最大象征就是英国议会通过的《谷物法》(CornLaws)。谷物法一开始,如果英国国内粮价未达到某个高价位,就不许进口国外粮食;后来则,粮食进口关税随国内粮价作反向浮动,在国内粮价偏低时要升,反之则降。这个法的首要目的就是,防止国外廉价粮食的大量进口损害英国农业经营者的利益。

  但在科布登等人看来,这个法就是英国人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是蠢法,是恶法,比如:如果放开粮食贸易,国内粮价会下降,基层劳动者用同样的钱就能买到更多吃喝,也更有余钱去消费其他产品;粮食等基本消费品或原材料的低价进口也有助于降低英国工业的生产成本,从而让英国工业品在国内外更有销,并更好地解决失业问题;如果贸易能让其他国家通过出口粮食或原材料而挣更多的钱,他们不也更有钱去买英国的工业品么?他们还认为,以贸易带来的外来竞争的刺激、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对农产品的更多国内需求为背景,英国农业也可能变得更健康。

  在这幅反谷物法的上,所对比的是“昂贵面包”带来的饥饿贫困与“便宜面包”带来的幸福安康。

  第二,经济和贸易也是的制度,因为它最大限度地让一个人的取决于自己的辛勤奋斗:如果不干预经济,那么,靠结交官员、靠利用来赚钱发财的子也就梗阻了。

  反过来讲,经济管控和贸易主义的背后往往藏着和。18世纪至19世纪前期,也就是经济干预和主义在英国大行其道的时候,被称为英国的“大”(greatcorruption)时代。这个“大”字,能衬托出当时英国没少有蝇营狗苟的事。就此而言,英国也算是从“污泥”中崛起的。当时英国的主义就与集团的大有关系。当时英国的阶级首推“土地阶级”,即拥有土地、从农业经营中赚取主要或重要收入的贵族和乡绅,英国议会上下院中的议员大多出身前者。谷物法首先就是给这班人的“私人定制”。

  这不仅是由于前述原因,也可能由于其他途径。比如,如果英国搞贸易和废除谷物法,这就会削弱地主老爷们的经济地位,进而也会削弱其,包括削弱他们长期以来对议会的把控(议会是19世纪英国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让新兴的城市工业阶级在上更有话语权。

  比如,贸易更可能让不会为关税等问题去吵嘴打架,更可能让实现国泰民安,让成为更紧密的经济伙伴,减少间的经济纠纷,从而让更没理由去打仗。再比如,如果不干预经济,那国家间经济交往就主要是“私人行为”,也就通常不必为这种“私事”去出头,去舞刀弄枪,正如不会管夫妻俩吵架,除非有“家暴”。而且,如果不干预经济,搞贸易,来自关税和其他税收的收入就会受限,腰包不鼓,对军备竞赛和打仗即便心有余,也会力不足。

  不少英国人赞同为了贸易而武力,比如落后国家市场,但以科布登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是更纯粹的和平主义者,他们既强调贸易能增进和平,也强调不能用武力去扩张贸易。他们强调军备竞赛和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益集团包括主义集团为而煽风点火的结果,强调贸易的自愿、和平及不应受干预的性质,强调用“”而非“动粗”去减少贸易障碍,如同你不能一个女孩嫁给你,即便你觉得能给她“幸福”。所以,他们鸦片战争这样的炮舰政策,反对搞殖民占领,甚至认为,英国最多有一支小规模军队或海军本土就够了。

  因此,综合几点,在科布登等人眼中,经济和贸易绝非仅是“经济主张”和物质追求,也有极强的性,是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总体秩序的。科布登有如下:“从贸易原则的成功中产生的物质收益是人类的最小收益,我看得更远,我在贸易原则中看到的是像中的引力原理那样会作用于世界的东西——人类被凝聚起来,种族、、语言上的敌对被弃置一边,我们被团结在永久和平的纽带中。我甚至看得还要远。我相信,(贸易的)影响将如此改变世界的面貌,以至于将出现一种与如今盛行的制度完全不同的制度;我相信,对于强大帝国的期待和追求、对强海军——对这些用来摧毁生命和消耗劳动所得的物力——的期待和追求,将消失殆尽;我相信,这些东西将不再必需或被使用,如果人类成为了一个家庭,并与其兄弟手足交换劳动的。”(1846年1月15日在曼彻斯特的)

  包括科布登在内,英国的很多贸易主义者还主张,虽然所有国家都应实行贸易,但即便其他国家不这样做,英国也应首先这样做。换言之,英国可以搞单边贸易。

  第一,相比于都搞主义,英国选择单边贸易,仍有助于给英国消费者带来实惠,降低英国工业的生产成本,刺激英国的出口,造就一个更繁荣、更理想的英国,仍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的繁荣与和平;换言之,单边贸易即便不是最优,也是次优。

  第二,英国搞单边贸易,也便于对外加强贸易主张的力。如果英国单方面大幅减免关税,这能让那些对贸易不了解、不积极的国家犯嘀咕:也许贸易确实是好东西?不然英国人为啥主动做这种看似脑子进水的“傻事”?也许我们才是大愚若智?如果单边贸易的实践确实给英国带来了种种好处,英国就等于给他国建了一个“示范区”,上了一堂“实践课”,让他们更能懂得:贸易才是硬道理!

  第三,英国搞单边贸易,也有助于反驳国外常见的如下论调:率先完成工业化的英国人之所以鼓吹贸易,并其他国家也这样做,是想对外低价倾销工业品,他国发展工业,打造一个英国主要生产和出口工业品、其他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农产品和原材料的国际经济体系,让英国在“高端”的制造业领域拥有坚固霸权,而让其他国家只在低端的原料供给领域刨食。换言之,如果英国在他国仍用关税壁垒本国工业时就单方面搞贸易,这不也可表明,上述论调是度君子之腹?

  确实不好说,英国人贸易,首先是着眼于自己的工业霸权。对此,还可列出其他一些理由。比如,在18世纪中后期,就有英国思想家主张搞贸易了,但那时候“工业”在英国才开始,而且当时的人还没怎么意识到这点(“工业”这个词是在19世纪才出现的),这就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再比如,到19世纪末,英国工业已经没啥优势了,多个国家都已经实现工业化,和美国更是后来居上的工业新贵,但英国人仍抱着单边贸易不放,这怎么解释呢?

  贸易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一大标识,此为英国邮政部门在198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150周年)发行的纪念该时代的一组四枚邮票。

  第四,既然英国首先完成了“工业”,在工业上有明显的先发优势,即便他国对英国工业品征收一定关税,后者在国外市场上仍有竞争力;如果他国对质量更好、成本更低的英国工业品征收高关税,从而抬高其价格,其国内也未必答应,这与英国的老百姓反对谷物法是一样的。

  比如,英国与他国的贸易谈判可能费时费力,即便英方愿意大幅度减免自身关税,对方倒未必同样爽快。在1831-1841年间,英法之间的贸易谈判(关于互减关税,但还不是搞贸易)就谈了十年都没结果。英国人还有如下想法:如果搞贸易,就得玩真的,就得大幅减免绝大多数进口商品的关税,但同时为财政收入,须保留对少数非生活生产必需品或奢侈品(比如从欧陆国家进口的酒类和丝绸)的较高关税(这等于让“有钱人”多交税,因而也被说成体现了贸易的性)。但这样一来,英国能拿来与他国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主要就是这类关税,如果它们也要减免,财政收入就更成问题了;如果它们在国际协议中被定死了,英国也就了根据财政需求而自行调整它们的。

  在18世纪后期,贸易思想在英国就已明显存在,并开始体现在层面。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和法国这对死敌在经济上是互相掐脖子搞。到了战后,英国虽然推出了谷物法,但在其他领域也在尝试推行“更”的贸易。

  贸易主义者则要甩起,赶着往前快跑。科布登及其伙伴们在19世纪30年代末建立了一个的“反谷物法联盟”(Anti-CornLawLeague),其“总部”是在曼彻斯特(因此,这些人也被称为“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School),其首要目的就是废除“臭名昭著”的谷物法,并将英国推向贸易。反谷物法联盟的口号后来就是:“间的贸易、和平与善意”。该组织据说有强大的宣传力,拥有一个成功的“NGO”应拥有的重要特征:

  2、有人才,有分工。比如,科布登是“首席战略设计师”,其挚友布莱特凭借出色的口才堪称“首席演”,还有一位托马斯·汤普森(ThomasThompson)堪称“首席运营官”,擅长通过安排、发行小、发表文章、给重要人物写信、组织各种等等,去营造宣传声势。

  4、有策略。比如,它很强调贸易主张的性,弄得你或会觉得,如果不赞成废除谷物法,自己就不够那两撇;它强调谷物法带来的高粮价就等于从贫人嘴中抢面包,以此争取基层大众的支持;除了那些最常规的宣传手段,它还有当时尚属新鲜的一些做法,比如搞“义卖”,发放带有自家标识的徽章、纽扣、信封等小玩意;它还帮助自己的人去竞选议员,为其提供资金和拉票。

  5、有钱。这个组织的很多、很多支持者都是企业主,科布登自己原本就是开工厂的有钱人。在现代国家,利益集团或社会团体都试图影响议会、和大众,有人说,“反谷物法同盟”的活动对此提供了最早的一本“教科书”。

  从这张描绘“反谷物法同盟”理事会的图片上可看出,该组织领导层都是衣冠楚楚的“精英人士”(中间站立者是科布登)。

  不难理解,贸易主张符合在“工业”中壮大起来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工人的利益。不过,像科布登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根本不同意,自己只是为工业阶级或工厂主们跑腿和吆喝的。按照前引的科布登的那段话,人家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世界大同”。从他们对军备和战争、对炮舰政策、对殖民制度的看,他们也不像是“”的资本家的“阶级兄弟”;或许,我们对资产阶级过于“脸谱化”了,要有“人脸识别”?在工业阶级中,很多支持贸易的人对科布登学说的内容不那么感兴趣,或认为它太缥缈,他们看重的还是贸易带来的物质收益。

  在工业阶级内外,包括在土地阶级中,以及在所谓的“绅士资本主义”(gentlemanlycapitalism)群体即贸易和金融界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贸易。这不仅是由于贸易主义者的宣传,也是由于其他原因,比如:

  1、随着经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地主”们越来越多地涉足工业等非农产业;在中上层社会中,前述的那些思想家的著作愈发被视为必读的经典。

  2、18世纪时在英国兴起、在19世纪上半叶流行的“派”(evangelicism)对经济和贸易也多有契合(它强调以圣经为本,强调对人类的救赎,强调人的再生,主张去除那些人为的痛苦而由决定命运,进而也包容或赞成个人主义和市场),有人说,对于扩充对贸易的支持,派其实比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的学说更管用,毕竟当时的人比读学术书的人要多得多。

  3、谷物法得以出台的一大理由是,英国的农业能够解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就业和吃饭问题,解决制造业产品的市场问题,但至少从19世纪20年代起,在人口看似增长过快、农业后劲不足、经济形势不佳的情况下,很多原先支持谷物法的人都觉得那是,转而认可如下“生”:贸易,通过扩大粮食进口解决吃饭问题,通过刺激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而为进口货物付费并增加就业。

  4、者还担心,如果一根筋地废除谷物法和贸易,弄不好会。尤其是,在当时的英国,反谷物法运动和议会运动同时并存,两者都很有声势,且在很大程度上“合流”(两者针对的都是土地阶级的,参加者和主张有相当重合,主要常被统称为“激进派”),内部也都或多或少有主张“线”的声音。比如,在议会方面,最能反映工人呼声、最具激进色彩、在眼中最可能“犯上作乱”的就是“宪章运动”(Chartism),而废除谷物法也属于其要求。这样,者不能不想着去“拆弹”和“排爆”,“维稳”考虑曾促成1832年的里程碑式但力度有限的议会,但这还很不够。

  关于英国如何和推行贸易的两部要著:《贸易与的英格兰:1846-1946》、《从谷物法到贸易:历史视角下的利益、观念和制度》

  这里要提一个人:罗伯特·皮尔(RobertPeel),当时英国“托利党”(Tory,保守党的前身)的领导人之一,在1834-35年和1841-46年两次出任首相。“托利党”与“辉格党”(Whig)是当时英国的两大政党,而土地阶级的利益在前者身上有更多体现。皮尔原是谷物法的支持者,但逐渐了贸易主义。

  1845年秋天,少见的大雨令英国的农业受损严重,粮食价格飞涨,还发生了严重的马铃薯病害,由此而来的是著名的大。的著名家·奥康纳(DanielOConnell)在首府都发起了,并将一门火炮拉到街头,贴着一张:或者贸易,或者这个(freetradeorthis)!

  对时任首相的皮尔来说,是废除谷物法和选择贸易的时候了。辉格党的领导人也同意这样做。在他们的推动下,英国议会上下两院于1846年5-6月通过了废除谷物法的法案。

  同年,皮尔在给一个团体的信中写道:通过鼓励间的交流,我们在促进的福利,并在履行万能造物主的安排;从每一个角度和徒的每一个义务看,商业都是促进文明、减少猜忌、鼓励保持和平的快乐工具。他在境界上似已与科布登“合体”。这位首相在创造历史之际,对科布登这位“布衣”也表现了足够的谦逊和尊敬,他在议会中陈词:谷物法的废除首先归功于一个人,一个有着纯粹和动机、用永不衰竭的热情其事业、呼吁遵从、有雄辩口才的人,他的名字叫理查德·科布登!先生们,我毫不犹豫地将这些举措的实现归功于他!

  反对派当然大有人在。在执政的托利,很多人将皮尔视为。随着谷物法的被废除,托利党了,皮尔辞职了。他没有终结自己的生命,但付出了不菲的。他说(见下图中引言):“我不可能既废除谷物法,又维持保守党的团结,我毫不犹豫地要这个次要目标,以及伴随之的我自己的利益。”《泰晤士报》曾根据迄今的54位英国首相的表现,对他们给出过一个排名,皮尔高居第六。

  这绝非皮尔或科布登的个人英雄主义式的胜利。假如有土地阶级背景的议员们大多投反对票呢?当时,托利党和辉格党都仍由土地阶级主导,土地阶级在议会中仍拥有最强大,尤其是,上院的主要就是“高级版”的土地阶级即贵族。因此,相当程度上,谷物法的废除等于英国“头号阶级”在革自己的命;准确讲,无论是基于还是,其很多觉得,这样做才更可能给本阶级续命,给国家续命,才可以证明,他们是将公益置于之上的社会中坚。这其中包括威灵顿公爵,在1815年的滑铁卢之战中打败拿破仑的英国英雄。1832年,这位公爵在担任首相时,劝说上院中的贵族给下院通过的议会法案放行;如今,作为上院的他再次劝说那些爵爷们表现出“贵族”,顺势应时。

  谷物法的废除标志着英国迈向了单边贸易。接下来,英国推出了一系列有此性质的举措,比如,在1849年废除了他国与英国殖民地进行贸易和参与相关海上航运的《航海法》(NavigationActs),在1852年宣布贸易是国策,尤其是,至1860年已“自愿”免除了四百种商品的进口税,只是出于财政目的而对不到二十种“奢侈品”征税。

  那么,单边贸易对英国有何影响?它是否是损己利他的“傻事”,并推动了英国的衰落?下篇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