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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碧梅 赵涤非:贸易政策经济学研究进展
发布时间:2020-02-03 07:29

 

  将国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贸易政策制定,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分支。

  摘要:将国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贸易政策制定,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分支。现有文献通过构建贸易政策内生模型,研究了贸易政策决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探索经济因素互动下贸易政策的生成机制,作为“调停人”、“自治者”以及利益集团在决策中的角色定位和影响。本文希望通过梳理贸易政策经济学的理论脉络、贸易政策决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和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决策中的角色定位,有助于我国贸易政策的妥善制定。

  贸易化是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但是出于经济、、文化、安全等各方面考虑,时常采用贸易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倾向融合经济学与学研究方法,研究贸易政策内涵,推动了贸易政策经济学的兴起。目前,学术界对贸易政策经济学研究遵循两个视角:一是强调参与者的经济;二是强调选民和官员对社会关注的考量。

  贸易政策经济学将公共选择分析范式引入新古典贸易理论,试图解释为何实施各种贸易干预政策。贸易政策经济理论考虑了政策制定的背景,能够较为全面影响贸易政策形成及其变化的一系列经济因素(Baldwin,1996)。所以,本文将系统梳理贸易政策经济学理论发展脉络、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度量指标及其影响因素、在贸易政策决策中的角色定位等内容,以期为新时代中国构建型经济提供理论借鉴。

  、官员、选民、以及利益集团等参与者在贸易政策的决定过程中根据其自身既定目标或既得利益产生对贸易政策的需求与供给。贸易政策博弈结果影响他们的计划目标和利益,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对于贸易政策经济学研究分类,Baldwin(1996)根据政策制定者目标的不同,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角度进行研究;Rowley(1995)根据参与决策者角色的不同,从“选民”、“利益集团”和“立法机构”角度进行研究;Rodrik(1995)根据利益集团行为特征的不同,从“献金”和“支持”角度进行研究;Neilson(1988)和Pant(1988)从政策供需关系角度,将贸易政策理论研究分为“需求型”、“供给型”和“需求和供给型”。这些分类方法各有特色,相互补充。

  本文采用Baldwin(1996)分类方法,将贸易政策经济学研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政策制定者、官员、、利益集团、外国贸易伙伴或竞争对手等主要参与者以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根据Grossman & Helpman (1995)对贸易政策经济学研究分类,这类贸易理论又可分为关税形成理论(Findlay & Wellisz,1982)、支持理论、直接理论、选举竞争理论。第二类是强调政策制定者对社会福利的关注,这一类理论是学家和经济学家联合提出来的,这些模型也采用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它们被看作是内生贸易模型,其中代售模型是其代表性理论。

  关税形成理论分别由Findlay & Well isz(1982)等提出。他们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第一,使用的要素种类不同。Findlay & Wellisz (1982)的关税形成模型假定利益集团游说使用的资源只有劳动要素,根据两部门特殊要素模型构造关税内生化一般均衡模型,进口竞争产业需要,出口产业集团要求贸易,双方分别资源通过游说来影响关税率水平。Feenstra & Bhagwati(1982)的关税形成模型假定利益集团游说使用的资源不仅有劳动要素还有资本要素,并且假定存在不变规模收益和完全竞争的两个部门,两个部门在生产过程中都使用可以流动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第二,动机不同。Findlay & Wellisz(1982)的理论假定是自利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Feenstra & Bhagwa ti(1982)的理论假定不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还关心福利。Feenstra & Bha gwati(1982)的理论属于Baldwin(1996)贸易政策经济学研究中的第二大分类。其中,需要设计一种贸易政策来平衡特殊利益集团和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对贸易政策的考虑不仅是国家内部多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税博弈,还是国家之间的关税博弈。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外国游说的影响、关税对多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及贸易政策替代等方面展开。在外国游说的影响方面,Stoyanov et al(2009)使用了垄断竞争的经济学模型,研究了外国游说对贸易协定(FTA)国的贸易政策影响。在关税对多边区域经济的影响方面,Marks(2015)使用局部均衡模型评估“东盟10+1协议”对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直接影响,并从这些估计中分析该协议如何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产生影响。Leonardo et al(2018)研究了1995—2013年间50个国家和区域经济组织签署的61项优惠贸易协定,并分析因关税下降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还检验有关产业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对经济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通过产业内贸易协定,中间产品的关税下降要比制成品快得多。这与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贸易化的论点是一致的。同时也表明,产业内贸易对贸易化宽松度的影响表现出国别差异。

  Hillman (1982)提出的经济管制理论假设,目标是追求支持最大化而不是寻求社会福利目标,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产业利益集团以及消费者的政策支持,需要在利益集团与消费者之间做出权衡,关税税率的选择可以看作是最优化问题的解。Hillman (1989)指出贸易政策是失去竞争优势的衰退行业向游说的结果。但是,贸易程度的提高不能完全补偿衰退行业由于企业产出世界价格的下降而遭受到的损失。所以界价格下降时,无论提高还是降低性关税,衰退行业将继续衰退。贸易政策也许能暂时产业衰退,因而能够为产业特定资产的所有者提供更多的时间来适应不利的贸易变化,但是最大化的支持也可能加快产业的衰退。Bechtel et al(2012)基于调查数据,衡量个人对的关注程度以及对贸易政策的偏好,检验更加关注的人是否拥有更高的贸易主义倾向。研究结果表明,关注的人更倾向于认为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影响,更加坚定支持与就业相关的贸易主义政策,并且在评估外国产品时更加重视价格和质量以外的东西。Karacaovali et al(2015)则使用经济学模型研究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决定因素和贸易,得出通过平衡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支持来确定关税,同时相对于普通选民,生产者福利具有更高的权重。

  在直接制度下,假设每一位选民都直接参与投票,此时,处于所有投票者最优偏好结果的中间状态的投票者(即中位选民)的决定作用是明显的。Mayer (1984)提出了关税形成的直接模型,即中间选民模型。该模型假定个人收入是其拥有的多种生产要素收益和再分配的关税收入之和,国家关税率由全民投票来决定。中间选民对部门专用要素所有权拥有的份额越高,关税的税率就越高,该部门的产量也就越高。更高的产量水平意味着更多的利益,则高关税就更加有利可图。进口需求函数的弹性越小,关税的额外负担就越低。这个额外负担部分是由中间选民承担的,因此,边际成本越低,高关税就越受到偏爱。但是,由于多数国家是代议制国家,贸易措施是在代议制下形成的,所以直接模型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Krishna(2005)将中间选民模型运用到双边贸易协定、多边贸易协定中,研究从封闭经济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过程中国家可能出现的损益情况。

  国际经济学主要研究方法是假设个人和团体政策偏好反映个人经济利益的追求,然而最近研究表明,选民对贸易政策没有经济自利方面的偏好。Houseman et al(2014)对此假设提出了质疑,通过选民问题进一步解释有些贸易政策在选举中更加有效。贸易模式取决于选民自身利益和对不同程度主义的偏好,贸易成为这些选民最关注的问题。通过研究可知,多数选民不了解主义政策的经济后果。如果选民更多地了解贸易的分配效应,则个人利益与政策偏好之间的相关性将会加强。在中间选民模型拓展研究中,通过研究一些国家的经济部门发现,税收、补贴、贸易等政策效果更为显著。

  在选举竞争过程中,利益集团通常会给政党和候选人提供捐献以提高他们当选的可能性。Magee et al (1989)研究了贸易政策形成中的政党竞争问题。假设存在两个政党,在利益集团捐献之前就表明自己的偏好,不同利益集团的捐献不影响其政策立场,而只影响不同政党当选的可能性。通过两个利益集团最大化期望收益和两个政党最大化当选的博弈均衡解得出政党选择的贸易政策。游说集团会向两个主要政党提供捐献,而且非常普遍,但Magee et al (1989)假定一个游说集团最多只能向一个政党提供捐献,其他的学者扩展了这方面的研究。Tovar et al(2011)研究了内在游说成本如何影响贸易政策。在该模型中,信息游说成本在确定结构中起作用,特殊利益群体可以选择向决策者发送有关其拥有的某些信息的信号,重要的是,决策者在制定贸易政策之前会观察到该信号。研究表明,游说支出在解释跨部门差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该模型认为社会福利相对于捐款的权重大大降低。Kagitani(2011)研究了工会及其母公司的游说对双寡头战略出口政策主张的影响。与贸易相比,由游说引起的出口政策经常使国内福利恶化。如果工会的议价能力强且国内对捐款的反应能力较弱,则由决定的出口政策可以改善国内福利。但是,即使满足条件,实施由游说引起的出口政策也不会比改善劳资关系更能提高家庭福利。此外,游说将阻碍他们之间关系的改善。这些结果表明,从经济学角度看,应工会及其母公司的游说影响双寡头的战略出口政策。虽然之前有学者认为,国外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游说对国内经济是失的,但这种游说很可能会减少贸易壁垒,提高消费者剩余,进而提高该国的福利。基于投票净捐款模型,Oladi(2012)研究了利益集团对美国立法者在国际贸易政策问题的潜在影响,研究表明,对于工会和其他公司集团而言,这些捐款非常有效。Lee(2017)在贸易协定下研究了外国游说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国游说活动的存在对国内贸易政策有重大影响。在FTA合作伙伴国家中,有组织的游说团体的存在往往会增加贸易壁垒,而如果出口商来自FTA以外的国家,有组织的游说团体对贸易政策的影响较少。

  Grossman & Helpman(1994)提出了影响的献金模型,即“待售”模型,该理论是迄今国际贸易经济学分析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在该理论中,本国不仅最大化国民福利,而且关心从每个游说集团那里获得的捐献。模型分析表明,利益集团的献金应集中于已胜出的,包括均衡关税也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总体利益集团人数比例以及是否有效地组成利益集团。只要产业内部存在利益集团,并向提供贡献,其便可享受到关税。而未成立利益集团的产业则需负。Facchini et al(2006)将产品替代率引入到“待售”模型当中发现,如果进口产品与本国产品的替代率越大,那么本国产品所在行业得到的贸易就越强。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知识产权政策的决策过程趋于复杂,也导致了知识产权贸易摩擦的加剧,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知识产权的决策过程可知,知识产权政策是由,利益集团和之间的博弈决定的。由于各行业组织条件的不同,知识产权产业的率也不同,这将引起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的摩擦。Gu & Shen(2014)通过“待售”模型构建了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贸易政策影响因素分析模型,考察了中国贸易政策中的影响因素,并且利用2004—2012年间中国36个行业的数据对结论进行了经验验证。

  在利益集团游说方面,借助“待售”模型得出中美技术差距的缩小会通过影响贸易逆差与捐献的相互作用来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中美技术差距缩小、贸易逆差(或进口渗透率)和利益集团游说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因素对美国对华反倾销影响较小。在存在利益集团游说的情况下,中美技术差距缩小和贸易逆差(或进口渗透率)增加提高了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概率。Amrita(2019)通过对组织的度量来估计印度的“待售”模型,利用面板数据来评估相对游说的有效性。研究表明,对于最有效的部门来说,高产出比意味着更高的贸易;对于效率最低的行业,产出与进口之比越高,贸易就越低。

  贸易政策经济学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形成机制、指标选择和度量、影响因素等,都是贸易政策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贸易政策是各个国家使用手段决定经济制度,而对其的经济研究就是对国家、经济、军事力量等的综合研究,是国内经济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如实反映各种集团利益决策的过程。贸易政策经济学试图从贸易政策决策过程的角度,探究贸易和贸易干预的原因、水平、结构、形式及其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对贸易政策的“科学”认识。现有文献从贸易政策决策过程的角度,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探究了贸易收入分配规则、群体间收入分配、贸易、生产要素可替代性、行业就业规模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影响因素对相关主体官员、利益集团、国际组织等的行动方式的影响。

  在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中,影响因素看作是输入变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贸易手段看作是输出变量。在贸易引力模型框架下,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关税和非关税贸易手段依然是低收入水平国家贸易的重要措施。Wang et al(2015)在利益集团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混合寡头垄断模型,研究了利益集团中最优私有化和贸易政策的关系。研究表明,最佳政策组合是利益集团的部分私有化和加征关税。

  贸易主义是“自然的”,从贸易政策中获得的收益受到贸易条件的影响。因此,在没有来自其他国家压力或与其他国家有共同期望的情况下,通常不会对相互竞争的进口产品;只有当官僚不受压力的影响时,它们才会这样做。贸易程度因体制或类型而异。例如,以议会 (而非总统)和以候选人为中心 (而不是以政党为中心)的选举制度往往有较高的税率。Hatch(2017)认为,有组织和集中的利益集团所代表的一方总是更有能力确保不受进口的影响,因为它们有更大的能力克服集体行动问题。Acharya(2018)的研究也表明,采取进口关税的优惠措施而非出口补贴是游说的结果。Kim et al(2019)党派竞争导致现任采取有助于确保其选民支持者获得经济利益的政策,而这种受益是以反对派支持者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

  贸易政策决策过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数目少、地理集中度高、买方集中度高的行业更容易形成游说,并且这些行业获得水平的能力也较强。最新研究表明,如果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利益集团模型,那么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将受到企业游说能力的影响,而企业规模越大游说能力越强。Mukherjee et al(2009)将劳动力流动程度引入利益集团模型进行研究发现,当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性变弱时,国家更容易采取贸易的政策。生产最终产品的利益集团和中间投入品的下游利益集团的游说竞争会影响贸易政策决策的过程。

  Thies(2015)通过分析经合组织国家农业生产者支持的决定因素发现,农业和工业部门的主义外交政策存在相似性。农业生产者的支持模式与其他产业的主义模式相似。Ina & Marcel(2017)运用H-O模型研究了贸易政策的分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政策引起的要素价格变化与贸易的要素含量呈负相关,即要素价格上升,贸易的程度下降。还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跨群体和个人的主义需求的变化,认为大多数农民希望从贸易中获得贸易,这是因为他们通过贸易获得的人均收益通常较高。

  关于贸易政策的另一个问题是,贸易政策决策是否有助于国内稳定和经济增长,利益集团游说下的主义政策是否提高了经济增长。在极端情况下,贸易和利益集团游说可能会弄巧成拙的。Acharya(2018)运用一般均衡框架研究了一个小国的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研究结果与现有文献相反,游说行业得不到贸易,甚至可能面临贸易税。显然,除了利益集团和企业游说等影响因素外,贸易政策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如贸易收入分配规则、群体间收入分配、贸易、生产要素可替代性、行业就业规模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等。Cerdeiro & Nam(2018)提出并讨论了一套有助于评估贸易政策决策过程的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这些影响因素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其研究表明,受这种些因素影响,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新兴经济体,随着时间的演进,正朝着主义的体制演变。

  为了在主义与贸易化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及公平贸易观念”取代了“贸易与主义之争”。及公平贸易是一种有选择的贸易化,将贸易化限定在特定产业部门和特定贸易伙伴之间。中美贸易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中美贸易政策决策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美贸易政策决策背后隐藏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形势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取向,强烈影响着两国贸易政策走势。持有的贸易观念的变化也增加了贸易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分歧。现有文献主要是扩展了“待售”模型,通过在原始模型中纳入执政者谋求竞选支持和进行委派的因素,考察了执政者、行政机构同各类选民互动,最终决定贸易政策的机制。现有文献通过构建贸易政策内生过程的理论模型,整合贸易理论、选举理论和委派等经济学分支,并纳入学的分析框架,了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

  从利益集团看,贸易不平衡、汇率问题、知识产权、失业和不公平贸易成为工商业更为关注的问题。Barros et al(2019)认为,南方共同市场越来越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追捧,这种吸引力的突然增长反映了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变化。Francois & Nelson(2014)的研究表明,美国与欧洲、亚太国家(不含中国)谈判建立区域贸易协定旨在建立贸易管理机制,为长期贸易政策的特殊利益服务。Di Tella & Rodrik(2019)在研究行为偏好和不同类型劳动力市场冲击导致裁员问题时发现,在技术变革、需求转移和国际外包等情况下,美国进口和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引发的贸易主义需求显著增加。显然,为应对这些冲击,利益集团对干预急剧上升,贸易政策更偏向贸易主义。

  从经济形势来看,近年来发生包括移民、国际贸易、技术进步、欧元引入和气候政策等经济事件损害了工薪阶层和许多中产阶级的利益。中美贸易争端、英国脱欧、欧盟及其国间贸易政策等问题的政策处理都应是根据国家政策重新商议的。Inkyo et al(2018)评估了美国贸易主义抬头对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经济的经济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进口关税的提高会给美国以及适用进口关税提高的相应国家或地区造成经济损失。如果仅增加美国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那么就不会对其他东亚国家产生任何溢出影响。但是,如果对所有国家和所有产品征收边境调整税(BAT),那么将促进美国经济增长。这样,发达经济体将保持P长期增长,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将在较长时期内遭受到经济损失。如果最佳可行技术仅适用于特定的东亚国家,那么美国将遭受经济损失。除了专门针对东盟的进口关税外,东盟国家在所有情况下都不会遭受任何经济损失。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将会遭受到经济损失。

  美国贸易主义的抬头只会将东亚国家推向更深的经济一体化,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此次中美贸易问题更是掀起贸易主义的研究热潮。Li et al(2019)借助全球一般均衡模型模拟美国贸易政策决策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可能影响,研究发现,美国贸易主义减少了制造业就业。如果贸易伙伴采取报复措施,美国的损失将进一步增加。虽然国内外商品的替代效应具有正面影响,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替代效应以及报复效应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整体效应是美国制造业将失去很多就业机会。Fajgelbaum et al(2019)分析了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根据美国和报复性关税的变化估算进口需求和出口供应弹性的数据显示,来自目标国家的进口产品下降了31.5%,而美国的目标出口下降了11.0%,美国关税完全到各类进口产品价格中去造成了进口成本的大幅提高,年度消费者和生产者损失为688亿美元(占P的0.37%),在考虑到较高价格对国内生产商提高关税收入和收益后,总福利损失为78亿美元(占P的0.04%)。可以看出,美国关税有利于竞争力较强的行业部门,但报复性关税抵消了部分利益。

  贸易指数是一套测度贸易程度的指标。其从微观经济基础出发,将各种贸易政策的水平描述为一个统一关税,该关税是在保持初始效用水平不变的前提下,使新贸易状态和初始贸易状态下的贸易收支差额保持相等的统一关税水平,这一统一关税即为贸易指数。为了更加便于计算,Feenstra (1995)又结合一般均衡的贸易指数,构建了局部均衡的贸易指数,两类模型相互补充,构成了测度贸易政策水平的贸易指数理论。

  Chau et al(2003)提出了一种基于距离函数法的贸易数量指数(TRQI),用于衡量贸易对福利的影响。TRQI可分解为贸易扭曲和国内扭曲两部分。在与经济绩效之间相互联系中,将贸易所造成的经济效率低下与国内扭曲所造成的和贸易有关的经济效率低下区分开来。Anderson & Neary(2007)将TRI这一概念进一步扩展,以便形成与关税配额相同的贸易额。特别地,Kee(2008)等人提供了测量不同版本TRI的初步指导。

  贸易指数对衡量一个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总体水平非常有效,该指数对于分析贸易政策的影响和减少贸易壁垒的谈判是必不可少的。Hoekman & Nicita(2011)回顾了贸易和贸易便利化的一些指标,比较了不同类型的边境贸易对贸易的影响。Hauk et al(2012)基于Anderson & Neary(2005)等的研究,在研究美国贸易政策时使用了贸易指数(TRIs),认为TRIs可以有效地衡量贸易政策性问题。Suwanpraser(2019)认为通过关税贸易指数公式可以准确地测量非关税壁垒的总量,而其他指标则存在持续的测量误差,这也是贸易指数最新进展的有效利用。

  学者们进一步拓展了贸易指数在不同产业的运用。Croser et al(2010)基于75个国家的样本对1960—2004年间28种主要农产品中的每一种进行了贸易指数估计,认为世界农产品市场已经高度扭曲了的贸易政策。Mitaritonna et al(2013)在评估新兴国家分销和电信行业时利用多元统计方法将定性数据为贸易综合指数(TRCI),估计其对价格—成本利润率的影响。Hoekman(2015)研究发现,服务贸易指数STRI是影响制成品出口业绩的决定因素。服务贸易对制成品出口负面影响的主要渠道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FDI)。Hildegunn & Dorothée (2015)通过在引力模型中使用OECD最新的服务贸易数据,利用服务贸易指数(STRI)分析服务贸易政策与服务跨境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服务贸易与服务的进口和出口都是负相关。除了贸易化水平的影响外,双边监管上的差异也会限务贸易。在研究商品以及服务出口时,服务贸易指数和服务贸易成本被认为是跨国公司在货物和服务方面活动的最重要的政策推动力。Mukherjee(2018)基于2011年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服务贸易指数(STRI),强调了国内政策在便利或抑务方面的重要性。研究结果表明,经合组织国家的贸易是导致大多数国家减少出口的原因。

  现有主流文献主要基于待售模型度量贸易政策,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待售模型目标函数最大化原则,对利益集团献金赋予特殊权重,将目标函数设定为社会福利和献金的函数。现实中,贸易政策决策的制定、实施除受社会福利和献金因素的影响,还受到来自社会关注和就业压力等因素的影响。

  1.来自社会福利压力。尽管存在高昂成本,贸易仍然存在。很多研究分析为什么一些产业比其他产业能获得更高的贸易?在献金被广泛认可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提出的贸易政策通常都是从大局出发,也就是在满足大多数人利益的情况下提供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主要考虑福利,而并不看重献金,这意味着献金在当时被认为几乎不对贸易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另外,Freund(2008)把“损失规避”心理纳入行为人的效用函数,得出献金权重值比当时社会福利权重有所降低。在研究贸易分配信息是否会导致受访者将其经济利益与贸易政策偏好联系起来方面,Jamal et al(2019)认为有关贸易可能带来好处的信息会使人们对贸易化做出更积极的反应。在过去的20年中,发展中国家大大降低贸易壁垒,结果造成粮食进口激增。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关注利益群体的方法对于解释西非的政策仍然有用,Johnson(2011)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期,加纳、塞内加尔和喀麦隆大量冷冻家禽进口到了国内家禽生产,于是开始要求采取贸易主义措施。Falkowski et al(2014)利用二战后来自74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和经济数据,探讨了竞争在确定农业水平方面是否起着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竞争的程度越高,对农业的越高。

  2.来自献金压力。Tovar(2011)认为游说支出直接影响均衡政策,并在不同部门的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对社会福利的分配权重要比献金低得多。Gawande (2012)为了检验并判断对于利益集团所赋权重的大小,直接将权重值和干扰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研究表明,如果某行业的产品被下业作为中间品使用,下业又能够组成利益集团对决策者提供献金,该行业所获得的率将会提高。Chu(2015)基于游说模型发现,只要政策制定者对所获得的献金给予足够多的重视,提高社会福利的政策就不成立。

  3.来自社会关注压力。与献金结果类似但是初衷却不同的还有社会关注理论模型。不同于献金是来源于利益集团的捐献,社会关注理论是从对社会收入关注的角度出发制定贸易政策。该理论假定各个利益集团的收入状况和权重成正比。权重越大,在制定贸易政策时越重视该集团的利益。在关注社会收入方面,Shmueli et al(2017)衡量了以色列决策者偏好中提高效率和公平标准的相对权重,并做国别比较。Cerdeiro et al(2018)研究发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个国家的政策领域所采取的措施类型不同。一些国家实施生态政策,关停了不少企业,从而增加了就业的压力。Mahesh et al(2018)引入因素调查了关于改善政策的相对贡献对于全球监测的影响,并比较了这些贸易政策的执行情况。

  4.来自劳动力就业等经济压力。经济增长与稳定就业之间存在重要联系。贸易与就业关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贸易与就业机会的相关性;二是贸易导致了就业质量提高还是降低。例如,劳工、劳动报酬是改善还是恶化了。传统制造业者认为,制造业向海外输出了就业机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因此,制造业积极游说和采取贸易措施,提出制造业回归本土策略。Bradford (2006)认为失业显著地影响着贸易政策,劳动力周转率和一体化率深刻地影响单个产业的发展。Bandyopadhyay et al (2011)在选用非农产品跨国贸易数据研究有关贸易政策的几种现有经济学假设时发现,“左倾”体制仅仅对部分贸易政策措施产生了有利于劳动力的贸易政策,收入不平等和国家层面的似乎是贸易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于各种贸易措施而言,似乎倾向于通过增加劳动力丰富国家的贸易和减少资本丰富国家的贸易来损害劳工利益。

  Karacaovali & Baybars(2015)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通过平衡生产者的支持和消费者的支持来确定关税,并对生产者的福利给予相对于普通更高的经济支持。与其他类似行业相比,就业、劳动力成本和优惠贸易协定 (PTA)进口份额较高的部门,能够获得更大的经济比重。Chirs(2016)按照美国的贸易伙伴国排序发现,能够为就业带来显著影响的出口目标国依次为(18%)、墨西哥(14%)、中国(9%)、日本(5%)、英国(4%)、(3%)、韩国(3%)、荷兰(2%)。Kishia(2019)通过构建简单的劳动力流动的两阶段模型,考察了劳动力在行业间流动对选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流动与贸易化均衡程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是由于委托—代理关系而存在的。考虑到代议制中不可避免的家与选民之间的利益冲突,研究还发现,劳动力流动的高成本是贸易化的主要障碍。尤其在代议制国家,较高的劳动力流动成本在某些情况下阻碍了贸易化。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可以帮助低技能工人,贸易会随着技能水平的提高而降低。Bradford(2019)基于经济学模型提出了反对这种传统观点的,指出贸易并不会随着技能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贸易和技能水平实际上具有正态分布关系,具有中等技能的行业比分布两端的行业会获得更多的。

  贸易政策主要反映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中。Alexander(2019)选用年度特定产品数据分析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贸易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1879年推行性关税特点的《国家政策》以来,人们对主义高度关注。关税表的变化主要针对制成品进口产品,这些产品具有相对多的替代品,这些替代品是由相对大的城市中具有影响力的国内制造商生产的,这种做法显然就是高度主义的。Timini(2019)借助贸易引力模型,重点关注中国产品出口:一是测试技术性非关税措施与非技术性非关税措施的异质性;二是验证非关税措施(NTM)的效果是否受商品类型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技术性非关税措施倾向于对贸易流量产生压力。

  对贸易政策决策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具有“调停人”的性质,其活动仅仅是为了平衡不同的社会集团间的利益冲突;另一种观点认为,具有“自治者”的性质,它能够充分行使自身的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在代议制国家,利益集团是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影响者,一些理论假定充当的是各利益集团的“调停人”角色。该类理论认为贸易政策是对不同的利益团体,包括自身、行业协会、劳工组织、本国和外国的企业,以及消费者等群体需求的反应。由于只起到调节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作用,因而其在决策中不具有的影响,决策的性质取决于选民和利益集团的偏好。利益集团理论认为,一个行业组成压力集团的能力就决定了该行业获得的水平。Yoshiaki & Masao(2011)通过分析国际贸易分配效应的反应时得出,在制造业中具有相对优势的经济体可能通过贸易实现较快的经济发展。Jentzsch(2017)分析战后日本贸易政策经济学时认为,各部门利益的冲突阻碍了全面贸易的发展。Baimbridge et al(2017)以欧盟为例,解释了贸易政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于欧盟(EU)的其他政策,因为各国仍然具有竞争性,所以欧盟与其国之间的利益不和谐。例如,欧盟国在能源和农业部门的贸易政策方面存在前所未有的不和谐程度。一些国目前执行的进口数量、反倾销、技术标准、环保要求等一系列欧盟的非关税壁垒也被推广到欧盟的其他国中。为了自身利益,国在实施欧盟现有政策的基础上,还可能游说欧盟对更多产品的进口设置更高的门槛,这将不利于世界其他地区向欧盟出口商品。Ikeda(2018)基于本地信息的国际贸易网络和相关成本网络重构模型认为,在贸易政策背景下,从美国到日本的食品进口大幅增加,使进口成本减半;对于机械类产品,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大幅下降,出口成本增加了一倍,而对欧盟的出口则增加了。显然,在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政策的效率存在差异。

  作为调停人的另一个模型是Caves (1976)提出的推进器模型。该模型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一个行业的选举力量。由于个人消费者缺乏信息,并且相对于收益来说,活动的成本太大,他们往往不直接反对贸易,所以贸易模式由生产者利益集团形成。由于官员希望选举概率最大化,因而获得贸易的关键在于一个行业的选民数量。该理论强调的不是每个行业必须进行活动的动机,而是行业所拥有的选举力量。然而,行业选举力量主要指标是劳动—产出系数和地理分散程度,这两个指标与行业水平之间的预期表现为正相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度竞争的行业倾向于集体游说,而高度集中的行业倾向于单独游说。贸易政策在两部门贸易模式下进行的,其考虑了工资、进出口补贴、税收等变量,并将贸易政策与有效分配进行比较。Missaglia & Valensisi(2014)进一步考查了贸易化的总体影响,贸易化程度因其财政税收影响会略有缩减,贸易政策开始向贸易主义方向倾斜。Mitra(2015)认为应该采用统一关税政策,因为它将导致相对价格扭曲程度最小,同时又减少了游说的动机,并使其无效。Madeira(2016)借助经济学中的新贸易理论,在引入企业异质性和游说时发现,由于企业之间存在竞争性贸易优惠,行业内部贸易增加,各个公司之间的活动也变得更加活跃。单边贸易模式表明,进口关税具有最佳创收水平,因此无论化经济是大还是小,贸易总是可取的。进一步研究行业内部两种外商直接投资模式发现,在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模式下,对行业游说贸易的影响也各有不同。在绿地投资的情况下,公司游说的动力会减少。相比之下,在并购投资的情况下,外国公司收购国内公司,国内生产者集中度应该增加。这反过来可能加剧该行业的“权重”,或使国内公司更容易协调集体行动。因此,被并购部门的国内企业能够进一步努力游说获得贸易。面对高关税,企业可能将其产品误分类为低关税税率,如果存在利益,则会因为官僚能力的低下对关税的实施能力。

  当作为“自治者”时,其首要考虑的是国家整体利益。因而,该类模型将贸易政策视为出于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考虑而提供的公共物品,目标函数在其所实行的水平和结构下得以实现最大化。Corden (1971)提出了“保守的社会福利函数”,其核心思想是将给予因进口激增而遭受严重损失的行业以更大的力度。Lavergne (1983)在Corden (1971)保守的社会福利函数的基础上创立了历史影响模型,认为一个行业的历史水平对当前水平有很强的影响。Voeten(2012)认为,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良好国际关系的重要标志,关系不好的国家需要有额外的关系代理。而且,贸易会随着立法代表制的选举规则而变化。在解释这种相关性时,规模和党派力量都不重要,国家规模确实很重要,但并不能解释整体相关性。贸易政策可以改变公共物品数量,这是因为征收关税产生的收入效应可以增加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导致不断扩大的公共部门挤占进口竞争行业部门。Sarah(2017)从两方面研究了和化下的贸易政策新模式,一是通过研究形式与贸易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更深入地理解制度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二是展示如何贸易政策,以便在面对永久性的世界价格冲击时保持对的控制,从而为重新审视贸易政策对技术冲击的反应打开了大门。该模型解释了1815—1846年间贸易政策制定事件,期间英国大幅度放开贸易,而普鲁士则在粮食市场增加了主义。

  利益集团模型理论表明,利益集团及其游说在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Hillman(1989)首次提出支持模型。该模型假设的目标是为了满足其支持最大化。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益集团以及消费者的支持,需在利益集团与消费者之间做出权衡。需选定一个均衡关税水平,使来自利益集团与消费者的总体支持最大化。

  在利益集团模型日益完善的过程中,一部分学者结合新的变量和因子来考虑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研究使得利益集团模型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大,这一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广化。Ixchel(2017)探讨了将利益集团代表纳入欧盟机构(EAs)最重要的决策机构的决定。间关系 (IGR)是之间在垂直和水平上的纵横交错的关系。研究表明,各机构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一些机构有正式规则,并明确分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代表人数。此外,利益集团代表有权在一些具有IGR的机构中投票,而在其他机构中,他们只有咨询角色。通常来看,代表有资本代表(例如工业)、劳工代表(例如工会)和代表(例如非组织或消费者团体)三大类群体。信息机构比管理任务的机构更有可能拥有IGR,欧洲的议会参与选举更有可能导致为IGR提供条款。欧洲食品安全局和欧洲工作安全与健康局的案例研究表明,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推动欧盟机构将IGR纳入选举来发挥重要作用。Breunig et al(2018)将利益集团模型用于测算政策稳定性,并选用1984—2010年间美国各州预算函数,采用广义加权回归模型进行研究发现,捕获(低利益集团密度,低关注度)、死锁(高利益集团密度,高度关注)导致低水平的政策波动、稳定(中等利益集团密度,间歇性关注)导致高水平的政策波动等三种类型情况。

  在不同经济背景下,上述研究是应用经济学来解释贸易政策形成问题的有益尝试和探索。对于贸易政策的经济学分析,还需要完善以下两方面:一方面,现有模型已经认为,在不同经济背景下,献金作为影响的手段并不合适,但是需要明确各方参与者到底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影响决策者的;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对外的步伐不断加快,也应该考虑外国作为外国利益集团的代表,如何利用各种国际贸易规则对中国造成了哪些影响。此外,学界也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国际贸易政策及其与经济学的关联进行研究。本文认为要以国际贸易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范围内的经济学进行重点研究和分析;从国际和国内层面研究贸易政策经济学理论,从研究DUP、选择贸易政策工具以及分析贸易政策决策三个方面对其具体应用进行分析。当今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是随着这些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美国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与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由“贸易-贸易-贸易”的转变过程相契合,需要对此深入研究。

  第二,被解释变量选取应该根据所选用数据特点而定。对于一些发达国家而言,国内各部门之间的名义关税率差距并不大,往往无法代表各部门所受到的贸易水平,因此在多数文献中采用非关税壁垒代替名义关税率。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情况则有所不同,各个部门间的名义关税率差距比较明显,而非关税壁垒则较少使用。因此,采用名义关税率或者实际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比较合适。

  第三,现有研究对贸易政策表现形式的界定不够全面。贸易政策的表现形式非常多,而在大多数贸易经济学理论中,只将关税作为贸易的表现形式。但是对于非关税壁垒,以及与服务贸易紧密相连的管制等贸易措施的研究仍然常欠缺。所以,如何将非关税壁垒和一些管制措施为定量指标,从而构建能反映贸易程度的综合指标体系,将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