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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入世议定书三大条款
发布时间:2020-03-09 11:10

 

  非市场经济条款、特保条款和贸易政策过渡性审议机制条款是我国入世议定书中的三个重要条款。由于三大条款适用时间较长,分别是15年、12年和8年,而且在非市场经济条款下,大多数国家认定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很容易判定我国出口产品为倾销;在特保条款下,韩国、、、、印度等国纷纷加强对华特别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的立法工作;而一年一度对华贸易政策的审议,也成为发达国家要求我国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的重要手段。所以如何正确解读、积极应对入世议定书三大条款,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课题。

  “非市场经济条款” 是中国加入WTO议定书中专门确定我国出口产品是否具有倾销或补贴行为的条款,全称是“第15条 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其主要内容是,如果一国认定从中国进口的产品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允许在确定倾销或补贴的价格时,采用第三国的替代国价格,并将这一条款适用的年限限定为15年。

  应用“非市场经济条款”的实践表明:“非市场经济条款”已经不是简单的一般性贸易条款,而是在未来13年内对我国进行制度性约束和贸易歧视,并影响我国外经贸长期发展的重大贸易壁垒。

  从目前对华应用“非市场经济条款”的实践来看,发达国家应用的主要特点是:(1)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发达国家内部没有统一的标准。(2)对于中国是否是“非市场经济国家”,发达国家内部不同国家对中国有不同的认定。(3)对于中国产业或企业是否可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发达国家有欧美两个不同标准。(4)发达国家替代国选择的标准具有随意性,往往将没有倾销行为的判定为倾销,将只具有一般倾销行为的裁定较高的反倾销税率。(5)发达国家对华应用“非市场经济条款”发挥了“非市场经济条款”的所有性能,其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按照的市场经济标准进行私有化。(6)发达国家对华应用“非市场经济条款”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7)目前发达国家对华应用“非市场经济条款”主要在反倾销上。

  由于在反倾销的价格认定上,往往将我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用第三国的替代国价格,导致我国的出口产品很容易国外的反倾销,对我国外经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非市场经济条款”对我国外经贸的总体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频繁对华实行反倾销,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不仅影响我国显在的出口市场,而且影响我国潜在的出口市场。同时,频繁、集中地对轻工、化工等我国主要出口产品实行反倾销,也将使我国轻工和化工产品的出口更加恶化。

  反倾销的扩散效应包括数量扩散、国家扩散和产品扩散三个方面。(1)反倾销的数量扩散效应直接了我国出口产品向发展中国家等潜在市场的转移。(2)反倾销的国家扩散和产品扩散效应使我国出口产品在市场转移过程中遭到其他地区的重创,增加了我国开拓市场的难度,成为制约我国实现市场多元化战略的重要因素。

  由于轻纺产品仍然在我国出口中占较大的比重,目前国外对华反倾销的重点是轻纺产品。但同时也必须看到,随着我国出口结构向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转移,预计国外对华机电产品反倾销的力度会加强,从而影响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

  “非市场经济条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决定必须从战略上构筑应对“非市场经济条款”的制度体系。根据经济全球化下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特点,以及贸易和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特殊作用,我们认为应对“非市场经济条款”的战略选择应是:以合作求发展,以市场经济径解决“非市场经济条款”。以合作求发展,即在应对“非市场经济条款”问题上,反对国内有人提出的用报复手段相抗衡的做法,而主张将贸易摩擦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发展的推动力,与贸易伙伴建立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在合作中化解矛盾,以摩擦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以市场经济径应对“非市场经济条款”,即通过与不同国家和不同区域建立广泛的、深层次的全面的经济技术合作,做大做强市场,开发贸易的潜力,将我国建成成熟的世界贸易大国,使“非市场经济条款”在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和市场的扩张中弱化。

  1. 消除引发反倾销(微观经济摩擦)的宏观经济因素。消除对华反倾销最多的二大贸易体美国、欧盟的贸易统计误差,减少反倾销频繁发生的宏观经济因素将是应对“非市场经济条款”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应对“非市场经济条款”对我国国有企业的歧视应多管齐下。(1)应对欧美市场经济标准,加快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变国有企业的身份。(2)绕开欧美的标准,实施“走出去”战略,改变中国原产地身份。(3)谈判争取获得“非市场经济条款”的产业标准。

  3. 送交WTO贸易争端解决机构获得合理的解决。为了减少国外频繁反倾销给我国带来的贸易和产业损失,反倾销扩散效应的发生,对于由反倾销大国引发的严重危害我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案件,我国应送交WTO获得解决。

  4. 运用“非市场经济条款”的例外条款,严厉国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华“非市场经济条款”的行为。对于那些在我国入世前国内法中没有市场经济标准,而入世后重新加入新标准的国家,应与其谈判交涉,发展中国家根据欧美标准重新修改本国反倾销法对华实行反倾销的行为。

  5. 在WTO新一轮谈判上,推动对现行反倾销规则的,力争在WTO中确定统一的非歧视的市场经济标准。

  6. 为了用好用足“非市场经济条款”的例外,我国企业或产业应积极主动申请市场经济地位,加强应诉力度。在应诉企业基数扩大的基础上增加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企业数量,保住现有市场。同时,在关系我国重要产业出口的领域,加大应诉力度,以在行业市场导向型标准中有所突破。

  本文所指的“特保条款”,是指入世议定书中第16条的“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条款。简言之,这一条款的基本含义为,如果中国的产品出口到任何WTO领土时,其出口增长的数量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对该国国内生产者造成或造成市场,受影响的WTO可请求与中国进行磋商,以期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包括根据《保障措施协定》对中国采取贸易措施,其适用期为12年。

  《保障措施协定》第2条第2款,保障措施应针对一正在进口的产品实施,而不考虑其来源。也就是说,只要是进口产品激增,不管是来自哪个方,进口方都可依据保障措施的有关条款对其启动保障措施的程序。这是WTO非歧视性原则在贸易救济中的具体体现。而“特保条款”则是针对某一国的进口来源。如,根据“议定书”第16条的,某一WTO可只对中国的进口产品提起特别保障调查。显然,这一原则构成了关贸总协定第19条和《保障措施协定》所遵循的非歧视性原则的一个例外,是具有歧视性的条款。

  保障措施实施的条件是:进口数量激增;造成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的;这种损害或与进口增加存在关系。而“特保条款”的实施门槛比一般保障措施的要低许多。如,根据“议定书”第16条的,一WTO方只需在我国产品对其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市场”的情况下,即可针对中国进口产品提起特别保障调查。其中,“市场”、“实质损害”的定义都比“严重损害”的定义要宽泛,很容易造成进口方实施“特保条款”的裁量权范围过大。特别是贸易转移的更是降低了特保实施的标准,如一旦A国被认定为造成前述的“市场”,并受到B国进口的,其产品转移到C国和D国等国出口时也出现增长,C国和D国等国就不需再做“市场”的认定,只要证明对C国和D国等国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就可又实施对A国的出口。

  在进口相对增长的情况下,对一般保障措施而言,受影响方可以及时针对实施该措施的WTO方的贸易中止实施GATT1994项下实质相当的减让或义务;而对特别保障措施而言,只有在该措施实施满2年以后,中国才有权针对实施该措施的WTO方的贸易中止实施GATT1994项下实质相当的减让或义务。但在进口绝对增长的情况下,一般保障措施与特别保障措施的措施后果则是一致的,即在该措施实施的前3年内不得针对实施该措施的WTO方的贸易中止实施GATT1994项下实质相当的减让或义务。也就是说,对基于相对增长采取的保障措施,WTO方可以在保障措施生效后的期限内的任一时间采取报复措施;而对中国采取的特保措施,中国只能在实施的2年后才能采取报复措施。

  2001年12月我国正式加入WTO,截至2003年10月底,先后有印度、美国、土耳其和欧盟等4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特保措施调查9起,涉案金额近2.5亿美元。

  具体来看,(1)第一起对我国进行特保立案的是印度。2002年8月13日,印度对我国工业用缝纫机针发起特保调查,涉案金额110万美元。但最终结果是,印度中央内定不对我国工业用缝纫机针采取特保措施。(2) 美国是对我国实行特保立案数最多的国家,截至2003年9月已达4个,占立案总数的44%;美国也是涉案金额最多的国家,4个案子共计2.1亿美元,占立案总数金额的84%。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特保的实施要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ITC)裁定,并由美国总统最终宣布其决定。因此,这4个特保案子或ITC裁定“存在损害”,或ITC否决采取特保措施,最终都由总统决定而未采取特保措施。除这4个案子之外,2004年3月8日,ITC又了美国床垫弹簧制造商对自中国进口的该类产品实施“特保”的申请。这是美国第5次对中国拟实施特保而未果。(3)欧盟对我柑橘罐头自2003年7月11日实行特保立案,涉及金额达2630万美元。最终结果是,2004年4月8日,欧盟委员会对进口罐装柑橘罐头做出的是保障措施终裁而非特保措施的终裁。

  据调查,到2004年4月中旬止,我国共特保立案调查11起,其中7起已结案。总的来看,到目前为止,尽管有特保立案,但因国内外、经济情形的因素影响和各个方面的努力,WTO尚未对我实施1起特保措施。

  通过对特保条款的分析研究,我们认为,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国未真正一起特保措施的实施,但我们不应对WTO对我实施特保条款放松应有的,而应一直予以重视。因为根据“议定书”的第16条,在12年有效期内,WTO随时可根据有关条款对我国进行实施特保措施的立案调查,甚至有可能达成终裁并决定其实施,这就像一把达摩斯利剑悬在我国对外贸易企业的头上;而且一旦特保措施被实施,该出口产品不仅会遭到,进而也有可能因“重大贸易转移”遭到其他WTO的连锁性。

  因此,对这样一条于我国不利的条款,我们应积极而又谨慎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1)认真研究WTO及各有关特保的法律法规,做到既遵守国际通行的规则,又本国企业的权益。(2)继续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扩大出口产品的不同市场,以免造成出口产品的数量激增。(2)企业要“以质取胜”,注重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而不是简单地追求出口数量。(3)进一步建立切实可行的预警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企业驻海外办事处的作用,密切注视产品的市场情况,使产品信息的网络畅通,且信息可靠、线)一旦出现特保立案的调查,我方应按法律程序一方面积极配合调查;另一方面运用外交手段化险为夷,使企业避免遭受损失或把损失降低到最小。

  过渡性审议机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一种特殊约定,其约束程度高于列世界贸易前4位的方,国内各方对此毁誉参半,值得进行全面的考察。

  议定书第18条对我国贸易政策制定了一个过渡性审议机制,其间对我国实施WTO协定及加入议定书相关的情况进行审议作了特殊安排。

  根据《议定书》第18条第1款和第2款的,总理事会和16个WTO的下属机构,应在加入一年内依据相关条款对我国实施WTO协定与加入议定书的情况进行审议。

  《议定书》第1款与第2款都明确提出了对我国的过渡性审议将在加入后1年内启动;第4款对过渡性审议机制的时间安排进行了描述:“第1款和第2款的审议将在加入后8年内每年进行。此后,将在第10年或总理事会决定的较早日期进行最终审议”。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是WTO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1)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是各方敞开讨论贸易政策的惟一论坛,它对多边贸易体制的透明度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机制对各方的贸易和经济形势形成了一个客观、、外在的评审机制,可以讨论和解释贸易及其相关的政策,搜寻信息和咨询疑难。(2)贸易政策审议可以给被审议方带来非常有意义的收益。被审议的过程能够给一国政策制定带来益处;被审议的经历能够加强国家之间在贸易和相关政策上的沟通与合作;被审议的过程还能够使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实际政策运作上自觉保持与WTO原则的一致性。(3)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运行有助于被审议国的实施其所选择的贸易政策,在国内众多领域中强调WTO的准则与义务,从而这些准则和义务得到充分的重视和遵守。

  过渡性审议机制在总体上对我国的体制与对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安排可能处于两种考虑,一是我国2001年界贸易中排第6位,已成为一个贸易大国;二是我国属于转型经济国家,各项制度政策尚处于一个逐渐建立与完善的过程中,且透明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但它毕竟体现出相关利益方对我国采取了一种相当苛刻的态度,并在这种立场的引导下采取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安排。(1)我国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界贸易中所占比重仅在4%左右,与处于前4位的国家相比,还有巨大的差距。它们的审议频率也仅为2年一次,即使把转型经济的特殊性考虑进来,适当加大审议力度,2年一次的选择则是较为合理的。(2)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但要考虑经济总量,还应当考虑人均经济总量的规模,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相当低,即使在2003年,加入WTO两年后也才达到1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属于中等偏下的国家。按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来考虑,在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审议频率上也可以适当放宽。

  从我国贸易的实践来看,2003年占据世界出口的第4位,按照WTO以往的安排,已经进入对前4位方实施2年一次的政策审议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每年一次的年度审议与3年前属于4年一度的审议之间的落差已经大为缩小。如果我国贸易在未来的数年内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即有可能会进入世界贸易前3强,过渡性审议机制的特殊性随着我国贸易的发展将会越来越低。要化被动为主动,把过渡性审议机制作为我国国内市场尽快与国际规则接轨的一种积极推动因素来加以运用,推动我国国内相关政策的及时迅速地调整,善于利用我国入世承诺的具体内容在原有体制弊端或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地方借力发挥,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2. 妥善应对过渡性审议机制带来的挑战。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过渡性审议机制有可能与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及特保条款一起构成对我国贸易主义的温床,二是过渡性审议在推动我国遵守WTO规则与兑现承诺方面与国内经济体制及对外条件方面是否成熟的矛盾。对于前者,应该坚定立场,根据WTO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无意作为履行各协定项下具体义务或争端解决程序的基础,也无意向各新的政策承诺”规则,过渡性审议机制应该也必须在审议贸易政策的范围之内。对具有贸易主义倾向的予以驳斥与反击,不必担心过渡性审议机制改变我国对WTO所做出的既定承诺。对于后者,一方面要以诚信为本,履行入世承诺,另一方面要合理规划国内体制与对外的进程,为入世承诺的兑现创造必要的条件。使入世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

  根据第18条第4款的内容,可以由总理事会决定在较早的日期进行最终审议。因此,我国在争取较早日期,提请总理事会提前进行最终审议方面存在着有所作为的空间。作为一种策略选择:是否推动,什么时间推动,将成为我国可以力争与策略选择的具体内容。这主要取决于我国贸易政策框架的与前期审议的结果。最终的选择需要在提前结束过渡性审议与按期兑现承诺二者之间进行全面的利益权衡。(赵瑾 冯雷 王迎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