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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晋:特朗普式贸易保护主义的逻辑及中国的对
发布时间:2020-04-28 09:06

 

  近期,美国特朗普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发动贸易战。这让习惯了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地推动下,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以及在多边规则体系之内开展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非常不适应。但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真正的贸易只有在很短时期内在少数国家和地区实现过,贸易保护主义才是常态。特朗普提出的各种搞保护主义的理由,其实历史上都屡见不鲜。

  首先,特朗普反复要求主要贸易伙伴削减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这常典型的重商主义的逻辑。重商主义理论认为,(贵金属)货币是唯一的财富,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必须鼓励出口,进口。因此,贸易顺差越大越好,贸易逆差则万万要不得。

  作为发展中国家,追求一定的贸易顺差有其合。这是因为,长期的贸易逆差会导致外汇储备下降,引发国际收支危机。但发达国家的货币是国际流通和储备货币,贸易平衡本身可以通过汇率变化来调节。而美元的首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决定了美国的经常项目必须是逆差,否则无法向全世界提供美元流动性。可见,对于美国而言,追求贸易平衡是一个伪命题。

  其次,由于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证明是有害的,因此现实中更常见的是对某些特定产业和产品的保护政策,这些政策往往打着保护就业、公平竞争、的名义,但实际上代表着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是利益集团的逻辑。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在现行体制下,家的主要目的是获得选举的胜利。而不同的利益集团会因为不同的立场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其影响取决于该集团的动员能力和参与过程的积极性。比如说,消费者手中有选票,从廉价的进口产品中获益,因此支持贸易,但其组织能力差,参与的积极性低,因此往往被家忽略。劳工手中也有选票,会受到进口产品的竞争,特别是中低技能的劳动力,因此往往反对贸易,有一定组织能力,参与的动力强。企业组织能力和参与动力最强,通过捐献影响选举,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大企业支持贸易,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传统产业中的企业支持保护主义。

  美英等国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照顾了大企业的利益,采取了推进贸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政策,而传统产业的低技能劳工成为受损者。这些人终于爆发,成为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上台的基础。

  第三,还有一种逻辑,是把贸易当作国家之间全面竞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保护政策则是确保在竞争中获胜的有力武器,这可以称之为国家竞争的逻辑。拿破仑曾经建立对英国禁运的“体系”,希望在经济上绞杀对方,以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胜利。19世纪上半叶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特在《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指出,列强之间,在、经济、科技、军事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斗争,只有通过保护具有生产力的新兴产业,才能使后发国家有机会赶超先发国家。但特可能没有想到,先发国家运用同样的逻辑,也可以搞贸易保护,来遏制后发国家的发展,使对方无法实现赶超。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的显助提升,以及中国越来越主动提供国际公品,不少人士认为中国是唯一可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和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国家,应予以遏制。《美国战略报告》已经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也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

  对于美国而言,遏制中国一定是一个全面的战略,必须运用综合的手段,而且要长期才能见效。如果美国出台的一些措施,只局限于经贸领域,并没有扩大事态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判断,美国当前只想打一场有限的贸易战。但如果美国把冲突升级,或者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特朗普签署《旅行法》就是一个的信号,那么我们需要提升美国遏制中国是主导逻辑的可能性。如果全面对抗无法避免,中国不能让步,也无需让步。因为让步不会换来对方任和敌对状态的终止。而是应该全方位的反击,不仅诉诸贸易、经济手段,而且把、外交、军事手段也用上。

  如果重商主义是主导逻辑,美国想大幅度削减贸易逆差,按说应该打汇率牌,因为汇率变动会影响所有进出口产品价格。不过,从历史经验来看,即使贸易伙伴汇率升值,也不一定能达到美国期望的效果。如2005年到2017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18%,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却上升86%。这再次说明,美国贸易逆差的形成是结构性的。而且,美国当前经济增长态势不错,失业率为十七年来最低,基本上没有什么扩大就业和提升经济增长的压力。

  2017年11月特朗普访华时,中国已经签署了价值两千五百亿美元的采购大单,美国之后反而连续出台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要么说明美国并不真的在乎贸易逆差问题,要么就是尝到了甜头,得寸进尺。因此,美国提出的削减贸易逆差的要求更有可能是一种漫天要价的谈判手段。特朗普深谙此道,他在《交易的艺术》一书中说:我交易的风格简单又直接。我目标价定得很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会不停地的压力。有时候我会在低于我目标价的水平上成交,但多数时候我得到了我想要的。

  博弈论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托马斯谢林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提出,可以把有限战争看做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冲突双方之间除了存在利益分歧外,寻求双赢结果也是共同利益所在。从美国目前出台的措施来看,更像是特朗普为了谋求连任而迎合利益集团的逻辑。这种逻辑既给中美贸易争端留出谈判空间,也为中国反制美国提供了思。

  应该承认,美国的市场程度确实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美国的平均约束关税税率是3.4%,日本是4.4%,欧盟是4.8%,中国是10%。这些国家向美国做一定的让步,不是没有空间。中国已经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进一步扩大可以有效促进国内的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践行高质量发展的。

  但让步不是没有限度的,中国一定要划定底线,越过这一底线就要反击,而且要将这一立场和具体举措公开告诉美国和国际社会,就像欧盟在美国提高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之后很快就公布了自己的报复清单那样。公开宣布,首先是要让对方知道我们会怎么做,使美国不要误判,以为和中国打贸易战没有成本只有好处。而更重要的作用,是使我们的承诺和更加可信。因为我们押上了国家的信誉,如果对方真的跨越红线而我们没有按照宣布的去做,国家的声望会受到重大损失,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和领导人不能轻易承受的。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可以置信的”。而内容空洞、私下传递的则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而采取反制措施,一定要做到“蛇打七寸”。如果特朗普的主要目标是迎合某些利益集团的以获得连任,那么我们的打击目标就应该是这些利益集团,让他们亲身尝到贸易战的苦果,转而放弃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支持,或是将目标放在那些对美国选举其关键作用的地区,以降低特朗普当选的机会。

  由于实行“胜者全得”的选举人团制度,美国总统并不是真正的普选。那些支持非常接近、而且选举人数量较多的“摇摆州”,往往是决定总统结果的胜负手。比如,在过去几届总统中,只要在俄亥俄、和佛罗里达三州中拿下两州,就能确保当选,而2016年特朗普则是三州全部拿下。其中,和州又属于号称“锈带”的美国老工业区,更是特朗普胜选的大本营。我们可以针对这些地区的产业制定反制措施。当然,如果特朗普愿意,我们也可以加大对这些地区产品的进口力度。

  总之,在这场中美博弈当中,美国可能有前述的利益集团、重商主义和国家竞争三种逻辑,对应着有限贸易战、全面贸易战和全面冲突三种策略,而中国的应对策略则是让步或反击两种。美国有可能选择一种策略,也有可能是混合策略,中国也完全可以以混合策略应对。过去,我们更多地是用磋商的方式来避免争端,现在可以考虑采取反击的策略,让美国看到我们的决心和能力,提升对方将冲突升级的成本。有时候打一场有限的战争,是为了避免全面战争。如果连有限战争都不敢打,最后往往是不得不打一场全面的战争。

  一是目标导向,勿混淆目的和手段。我们的目标是妥善处理好中美贸易争端,夯实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为中国和平崛起塑造良好的外部。和解和斗争都是手段,不是目的,不能为和解而和解,也不能为斗争而斗争。有时候和解是为下一次做斗争争取时间,有时候斗争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和解。对美方的意图和策略也要有的认识,同样不要混淆对方的目的和手段,造成误判。

  二是保持战略定力,不要让中美贸易争端影响中国深化的总体部署和进程。中国正处于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收官期和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奠基期,对于深化、走高质量发展道,中国已经作出全面部署。处理好此次贸易争端固然重要,但小逻辑要服从大道理。不要因为美国的压力推进了某些时机尚不成熟的政策,也不要为了反制美国而推迟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措施。

  三是寻求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避免把朋友变成对手。特朗普贸易争端,多边规则和体制,承担国际义务,损害了多数国家和多数人的利益。中国要团结多数,形成合力,削弱对方的力量。在反制美国的过程中,要避免误伤来自其他国家和美国国内的同盟军,把队友推向对手。更关键的是,中国要坚定不移地深化,使更多国家分享中国发展机遇,成为中国的利益相关方。同时,力所能及地提供国际公品,推进“一带一”建设,坚定多边贸易体制,加快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的签署,并在应对气候变化、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更广泛的领域,和世界加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