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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新 刘海莺 程娜:中美贸易冲突的动因探究与
发布时间:2020-05-06 09:18

 

  美国引发中美贸易冲突是美国单边贸易政策的突出体现, 与美国税改等国内政策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特朗普的主要政策, 美国试图通过减税吸引跨国企业和过渡法人企业向美国本土回流和扩大投资, 并通过单边贸易政策建立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规则, 既是弥补税改等政策在短期内产生的巨额赤字的需要, 也有在中长期形成更有利于美国发展的考量。其深层根源在于美国试图通过推动本土实体经济的发展, 促进就业、科技和创新水平的提高, 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模式, 强化美国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深刻认识美国引发贸易冲突的根源有利于中国在贸易磋商中实现最大利益。基于此, 中国应认识到美国的单边贸易政策具有不可持续性, 解决两国共同问题和双边贸易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关注中美贸易冲突中高技术中间产品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的多元化。从中长期来看, 中国应加快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 在国际竞争和分工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

  作为全球两大经济体,中美贸易冲突对全球贸易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两国经济的消极影响也正逐渐。自中美贸易冲突以来,双方已进行多轮贸易磋商,取得了重要进展,并于2018年12月1日签署了为期90天的临时延期协议。尽快结束贸易冲突对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尽管仍存在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农业和工业采购等问题,在2019年4月3日至5日举行的第九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中,双方就技术转让、非关税措施、知识产权、农业、服务业、贸易平衡和实施机制等协议文本进行了讨论,取得重要,中美贸易谈判的文本磋商已进入最后润色完善阶段。尽管在中美进行磋商的同时美国宣布拟于5月10日执行加税计划,但考虑到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与互惠关系,中美贸易冲突可以通过贸易政策、互利共赢机制和国际制度进行管控和最终解决。

  中美贸易冲突的起因是美国实施的单边贸易政策,尽管美国曾对推动贸易发展作出重大贡献,通过多边贸易框架推动全球贸易的化。但近年来随着美国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加,贸易主义压力增强,美国贸易政策的导向发生变化,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使美国贸易政策更加复杂化,特别是特朗普上台后,将单边贸易政策作为重要手段。

  美国贸易政策的变化不仅受国际因素影响,更是美国国内政策和博弈的产物,具有深层根源。美国贸易政策和其国内政策联系符合关税内生化理论,从历史演变看,美国历届重大贸易政策调整均受国内和政策因素影响,因此深入分析美国引发贸易冲突的内在动因与根源,有利于中国在解决共同的同时,在贸易磋商中实现自身的最大利益。

  美国的贸易政策既是国际国内形势的反映,也是美国应对世界发展带来冲击的主动选择。在特朗普执政前,美国采取贸易政策。尽管由于技术和进口商品的竞争导致一些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减少,但在过去的25年,美国的生产力、商品和服务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在特朗普执政后,考虑一些传统制造业面临的困境和美国在产品贸易上的逆差,特朗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美国逐渐脱离贸易政策。这些政策包括美国退出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美国不断退出贸易协定(NAFTA);重申其对世界贸易组织(WTO)争议仲裁机制的;提高钢铝产品、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等产品的关税;与中国和欧盟等国家的贸易摩擦等。上述措施严重和了美国过去80年来一直奉行的贸易政策,并将弱化美国产品和服务进入国际市场的能力。

  美国在建立全球贸易体制的过程中曾发挥着关键作用,由此确立了美国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的优势和有利地位。美国和WTO其他在“乌拉圭回合谈判”前,通过关贸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进行了七轮多边贸易谈判,发达国家工业产品的平均关税由原来的40%降低至4.7%,发展中国家工业产品的平均关税也降低至13%,从而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增长。由于“乌拉圭回合谈判”在服务贸易和农产品多边体系等领域没有达成协议,开始转向建立贸易区,美国从签订贸易协定后,成功建立了12个贸易区(FTAs)。但是在建立贸易区方面,美国落后于其主要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美国从2007年后没有签署建立新的贸易区。与此相比,欧盟共签署建立了35个贸易区,仅在过去十年中欧盟就签署建立了18个贸易区,涉及66个国家和地区。从中短期来看,美国选择建立更多的双边贸易协定并不能弥补其由于贸易区发展滞后带来的损失。特朗普认为多边贸易协定不利于美国经济,导致美国在全球贸易中存在长期巨额的贸易逆差,而采用双边贸易协定,甚至是单边贸易政策更有利于美国利用其经济体量的优势,在谈判中处于上风,从而签订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协定。为此,特朗普的政策倾向于摒弃多边贸易协定,而与WTO国逐一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或采取单边贸易政策,甚至发动贸易战,其他国家与其签订有利于美国的贸易协定。双边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协定相比,具有对协议国保持贸易,而对非协议国强化贸易的特点,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协定更强调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原则。因此,美国多边贸易协定的行为背后体现贸易主义抬头的趋势。特朗普强调的双边贸易论在实质上有利于美国的贸易主义政策。

  特朗普采取的单边贸易政策主要表现为与中国和欧盟等国家的贸易争端,特朗普于2018年6月15日公布了对中国约500亿美元价值出口美国商品的征税清单,在1333项8位HS编码商品中保留了818项,在7月6日开始征收25%的额外关税,共涉及金额340亿美元。第二批160亿美元的商品涉及284项,在完成程序后已开始实施。7月10日,特朗普又宣布对新一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于8月下旬完成听证程序。同时,特朗普宣布对、墨西哥和欧盟出口美国的钢铝产品加征25%的关税。具体来看,2018年3月特朗普最早出台的“232”清单主要对象为钢铝产品,钢铁和铝属于国际贸易大产品,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的钢铁进口量为其国内消费量的1/3。6月出台的500亿美元的“301”清单和7月追加的2000亿美元清单中涉及产品的范围已经接近美国进口中国全部产品的50%。从产品清单来看,美国加征关税的商品主要是机电产品、交通运送设备和光学、医疗器械等产品和零部件,这些产品主要是资本品和中间品。其中机电产品的比重最高,具体来说,排名首位的是无线通信设备,其次依次为电脑等零部件产品、汽车零部件、照明装置和衣箱手提包等产品。而美国对中国需求最大的产品,并不是征税的重点,这些产品主要是消费品,如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鞋帽、智力玩具、电视、器和投影机等。

  美国与欧盟的贸易争端的核心是使欧盟取消提供给民航业的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符的补贴。特朗普于2019年4月8日公布了对欧盟商品征收关税的清单,初步的商品清单中涉及的商品涵盖主要商品类别,同时美国商务部设定贸易谈判的最后时限为2019年5月28日。主要为大型商用飞机和零部件等商品。美国会对上述商品征收100%的关税以作为对欧盟长期以来给予飞机制造业补贴的抵制。世界贸易组织仲裁机构认为美国对欧盟的反制措施将会在近三个月内出台以惩罚欧盟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空中汽车公司提供补贴的行为,美国认为这些补贴对其经济利益造成了损害。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欧盟提供的补贴给美国波音飞机公司和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失高达110亿美元。除飞机及其零部件外,美国对欧盟加征关税的商品门类较为广泛,从海产品、酒类产品至清洁工具等,总额超过110亿美元,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估计的损失基本一致。除上述产品外,美国还考虑将从欧盟进口的汽车关税提高25%,这些汽车主要由的企业生产。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税和贸易不确定性导致商业信心受挫和公司投资降低的背景下,美国认为通过使欧盟取消对民航业的有害补贴,可以相应地增加收益。

  美国征收的高额关税,不仅会对出口国的出口企业造成不利影响,而且会损害美国消费者的福利。从短期来看,关税会提高出口商的成本,这些额外的成本会由出口商和进口国的消费者共同分担。特朗普通过加征关税,试图改变进出口价格,从而改善美国的贸易条件。但在中美贸易中,加工贸易进口占据较大份额,占中国从美国进口份额的13%,而加工贸易进口通常是免征关税的,美国在加征25%的关税后,其关税水平将超过合理关税水平,了互惠贸易原则。由于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其产生的涟漪效应更为广泛,受到贸易伙伴的报复性关税影响的范围将更广。从长期来看,将加剧美国经济下滑风险。如美国在胡佛时期实施的大范围关税性措施,对2万多个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高关税美国市场,特别是美国的农产品市场,但由于受到贸易伙伴的报复性关税措施,加剧了大萧条,已被认为是失败的经济政策。

  特朗普针对危机后美国经济短期企稳复苏与长期增长停滞并存的局面,实施了以扩大供给和改善分配为核心的经济政策,对国内经济活动进行目的性较强的干预,其核心政策是推动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税改计划,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

  税改的核心目标是推动美国所得税,通过调整税率使公司税更有利于推动以美国为生产的跨国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在本质上与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实施的再工业化战略具有继承关系。削减公司税率的主要理由是公司税会对公司投资和企业家能力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从拉弗曲线来看,税率超过特定程度会对税收收益产生反作用。税改计划将美国企业所得税率由当前的35%降低至15%,从世界范围来看,接近于最低所得税标准,并取消对受控外国子公司所得税的延期,但是保留外国税收抵免,这些企业在国外缴纳所得税,在本国缴纳所得税时对其在国外缴纳的所得税给予扣除。同时过渡法人企业(pass-through business)的税率也调整为15%,与传统企业所得税率一致。美国的过渡法人企业是指征税时确定的个人独资企业、S类企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过渡法人企业的所得税是以企业所有者个人所得税形式缴纳,而不是以企业所得税形式缴纳。在美国过渡法人企业较为普遍,2018年约占美国全部企业的90%以上。税改还包括将利息支出从应税收入中扣除等。特朗普税改从税收科目来看,主要目标是降低一般所得税率,而不是与资本收益和股息收益相关的税率,并逐渐减免寿险收益的税率。在下个十年内将减少美国联邦收益共约11.98万亿美元。从税改进程来看,美国计划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由此引发关于减税比率的变化是否会增加财政赤字、是否需要取消部分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是否需要增加其他种类的税收来弥补由于降低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造成的损失的争论。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税改计划将当前美国税制中的七个纳税等级合并为四个纳税等级,最高边际所得税率设定为25%。对长期资产收益和合格股息的税率调整至最高边际税率,设定为20%,为低收入群体设定一个较大范围的免征等级。税改计划将使个人豁免淘汰法标准构成的减税曲线变得更加陡峭,并且进一步了分项中的扣除科目。计划还将取消替代性最低税和3.8%的净投资收入税。公司税的降低将增加财政赤字,与美国在2013年通过的10年平衡赤字方案相。按照预算的伯德条例,可以显著增加赤字的政策,而重大的税收政策通常与财政困难密切相关,在税率降幅超过15%的重大税收计划中,多数出现在财政赤字超过P3%的情况下。税改等国内政策成为美国引发贸易冲突的动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特朗普的税改计划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支出规模和收入分配方式,税改的实施将减少美国的财政收入,从而增加财政赤字。根据美国预算办公室(CBO)发布的财政预估报告,2018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8900亿美元,预计2019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超过1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1%,而且根据CBO估计美国在下一个十年每年的赤字可能高达1.5万亿美元。造成美国财政赤字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特朗普的税改计划导致财政收入减少。从美国财政收入来看,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财政总收入为54 129亿美元,其中税收为36 529亿美元,占全部财政收入的67.5%。而在税改前的2017年第三季度,美国财政总收入为55 240亿美元,其中税收为37 777亿美元,占全部财政收入的68.4%。财政总收入减少了1111亿美元,其中税收减少了1248亿美元。从美国财政支出构成来看,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财政总支出为66 954亿美元,其中,转移支付为29 881亿美元,占总支出的44.6%,社会福利支出为29 278亿美元,占总支出的43.7%,两项支出共占总支出的88.3%。而且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支出均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可见美国的财政压力将持续增加。通过对大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可以在短期内增加财政收入,弥补税成的财政收入损失。

  特朗普通过单边贸易政策并不能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根据美国商务部2018年7月26日公布的数据,6月份美国贸易逆差出现四个月以来的首次增加,由5月份的648亿美元扩大至683亿美元,贸易逆差扩大的原因主要是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可见,美国采取单边贸易政策,甚至发动贸易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究其根源,造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美国在金融危机后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的财政赤字政策和金融化推动美国消费的增加,由于美国国内需求大于供给导致进口增加,造成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二是美国加强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管制,了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也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如美国研究机构报告就显示,放宽出口管制,可约减少贸易逆差超过1/3。三是美国的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为国内,美国进口大量的原材料、自然资源和制造业产品。通常来看,当一国持续存在贸易逆差时,其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将被削弱,同时贸易逆差将加剧国内资源的外流,导致债务负担加重,降低一国的国际支付能力。但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的国际支付能力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这也是美国可以维持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美国税改与贸易逆差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费尔德斯坦(Feldstein)的理论来解释,即“孪生赤字”。费尔德斯坦认为财政赤字对美国贸易逆差具有决定作用,主要表现为美联储等货币管理机构为了避免出现通货膨胀,不会通过发行货币等形式缓解财政赤字,特别是存在长期巨额财政赤字时,由此会导致本国的利率提高,从而吸引外资流动,共同推动美元升值,造成巨额的贸易逆差。根据费尔德斯坦的孪生赤字,特朗普税改在短期和可以预见的长期均将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进而会继续恶化美国的贸易逆差。发行国债是美国过去解决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但从2018年4月开始,俄罗斯、土耳其、等7个国家和地区开始抛售美债,其罗斯的美国国债持有量从2018年3月份的961亿美元降低到5月份的149亿美元,土耳其的美国国债持有量减少接近一半。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在2018年1月减持167亿美元,4月减持58亿美元,为6个月来第三次减持,为近年来新低,在对美国国债收益预期降低的背景下,美国已难以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学者将此次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美国长期以来的去工业化进程,并提出美国经济要实现再平衡,必须暂时抛弃金融创新而重新回归实体经济。在此思想指导下,美国通过积极发展制造业等产业,扩大产品出口,增加国内就业。特朗普的税改计划主要是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率,并与单边贸易政策相互协调,对国外产品加征关税,旨在激励企业在美国投资,提高美国制造业等产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同时受新一轮产业影响,美国将制造业等产业置于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也是与产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有关,即以互联网、基因工程和3D打印技术为主要技术成就的新一轮产业带给产品生产者和企业竞争者的革新性的变化。数字化平台使研究开发、市场研究、销售和分配环节迅速融合,并以最快速度实现产品和服务质量、价格和利润分配的完善。由此导致工业生产正从以大批量、少品种的技术向小批量、多品种的制造方式转变,从强调传统产业分工向产业链全球布局转变,从传统、常规技术向广泛使用以数控、低耗和洁净生产为重点的先进制造技术转变。美国通过税改和贸易政策试图在新一轮产业中新布局产业链,控制产业分工高端环节,以保持其市场霸主地位。但是特朗普实施了单边贸易政策,甚至贸易争端必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对美国的优势产业发展产生消极作用。例如从中国进口的美国商品构成来看,其中排名前列的六大类产品分别是:电机设备占19.8%,飞机占17.6%,机械器具占15.9%,汽车占13.2%,种子和水果占13%,包括液晶显示器在内的光学产品占11.3%,排名前六位的产品共占美国出口总产品的90.8%。这些产业均是美国的优势产业。贸易摩擦的持续发展和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势必会对美国的上述优势产业的出口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美国强化贸易措施,也会对双边的外商直接投资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措施会促使跨国公司通过在国建立企业来规避贸易壁垒,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增加。另一方面如果跨国公司的国内企业是其全球价值链的一个组成部分,措施会对中间产品的进出口和最终产品的出口产生消极的影响,而由于贸易成本的提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将降低。同时采用措施会加剧外商直接投资者面临的汇率风险以及对贸易度和制度因素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外商直接投资者的投资意愿。措施也会对跨国的企业并购产生消极影响,阻碍外商的直接投资。因此,尽管特朗普实施单边贸易政策的初衷是从美国利益出发,但贸易争端本身会对其目标产生消极影响。

  可见,美国的税改和贸易政策是与新一轮产业背景下全球经济的重构和再平衡密切相关的。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崛起、技术优势与扩大高生产率制造业成为国家之间竞争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新一轮产业不仅促使世界的资源重组,而且将造成国际分工的重组和再平衡,由此对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通过税改和贸易政策,试图增加实体经济活力并带动工作岗位的增加。而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将导致其在全球产业结构和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发生重要变化,并逐步改变传统国际贸易模式。

  特朗普采取具有主义性质的单边贸易政策、调整贸易政策来吸引跨国企业到美国投资并促进美国本土制造业等产业的发展,甚至引发贸易冲突是具有深层根源的。

  特朗普税改将使美国国内制造业和零售业、运输业等服务业受益,促进这些行业的投资增加、生产规模扩大和就业人数的增加。美国希望通过振兴本土实体经济,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和产出效率的提高。实体经济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其动态规模经济、与相关部门的前向和后向关联度、产业“干中学”的性质、产业创新和技术进步以及对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作用等均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特朗普之所以通过税改和贸易政策重点推动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就是源于其对经济增长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此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制造业等产业在生产特征上与经济增在着联系,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引擎。根据卡尔多定律,总产出增长与制造业产出增在高度的正相关;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制造业产出增在高度的正相关。二是认为制造业等产业的产出对总产出和效率的影响与规模收益递增有关,即遵循凡登定律。在宏观层面,从动态考察,制造业等产业具有递增的规模收益,从静态考察,制造业等产业具有不变的规模收益。在微观层面上,制造业等产业与总产出和效率的关系也遵循凡登定律。

  特朗普实施税改和贸易政策在推动本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可以促进就业增长。受新一轮产业的影响,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净增的工作岗位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发达工业化国家新增就业岗位中逐渐居于首位。在特朗普前,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已经推动制造业等产业就业岗位回升1/3~3/4,实体经济部门成为金融危机后拉动就业形势好转的重要产业部门。实体经济的发展逐渐改变劳动力结构,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积极影响。制造业等产业对就业的影响除本身吸收劳动者外,还通过影响其他产业来增加就业。例如,由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存在协同定位效应,即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客户—供应商”关系使制造业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支撑。制造企业不断将服务活动外购于专业化服务企业,从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并成为美国各部门中就业比重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除生产性服务业外,制造业等产业对其他服务业的就业也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即存在鲍莫尔—富克斯,该认为制造业等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服务业会促进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增加,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差距越大的服务行业,越有能力吸引更多的劳动者。而服务业就业比重的增加主要是因为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而不是由于需求的变化所导致,即存在所谓的鲍莫尔成本病。劳动生产率上升部门工资上升的同时,劳动生产率没有上升的部门工资也会出现上升。究其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部门在职从业者会由于具有经验而在劳动力市场具有竞争性,因此可以获得与劳动生产率上升部门类似的工资水平。在新的产业推动下,美国制造业等产业与服务业的技术水平差异会导致其对就业的作用不断提高,特别是社会收入水平较高,服务业具有较高投资规模时,制造业等产业生产率与服务业生产率差异有利于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上升和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特朗普税改和贸易政策对国际收支产生影响也会间接促进就业。其影响机理主要表现为通过影响汇率水平,进而影响就业水平。若汇率预期稳定,则劳动力需求受汇率影响较小,若企业预期实际汇率升值,则企业会增加劳动力需求,实际汇率升值对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关政策会通过影响汇率水平降低失业水平。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缓解工业化国家的就业问题,根据斯托尔伯—萨缪尔森,在出口产品生产中被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报酬提高,会导致工业化国家劳动力市场出现对技能工人需求的增加和严重的工资差异。而美国将制造业等产业部分业务外包是引起失业人数激增的重要原因,并造成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相对工资差异增大,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逐渐缓解上述问题。

  美国通过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进而对创新和技术升级产生影响,该影响与技术特征有关。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技术更适合跨国生产和对外直接投资,而低固定成本、高边际成本的技术更适合国内生产。美国的税改和贸易政策促使美国国内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来应对国际市场的低成本竞争压力,技术升级的过程一方面是通过激励企业采用更先进技术来实现,另一方面是通过激励劳动者提高知识技能、工作熟练程度和综合素质来实现的。从规模效应、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来看,以国内生产为主的产业均值要高于以跨国生产为主的产业,同时这些产业具有更高的人均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更低,有助于实现高附加值环节的专业化生产,并增加了对高素质劳动力和科技人员的相对需求,人力资本积累成为推动企业技术持续升级的强大动力。同时促进本国产业的升级也将造成产业间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禀赋的不同,产业演化本身成为影响企业研发行为的最主要因素。美国本土企业的发展是以技术创新活动为基础的,在此进程中企业的创新活动会更加频繁,研究与开发(R&D)频率将不断提高。

  特朗普税改和贸易政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也表现为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技术升级效应。通过改变中间品进出口影响产业升级,中间品进口对劳动要素的配置作用与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有关。相对而言,中间品出口对技术升级的影响较为稳定,由于中间品生产通常属于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对技术和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较高,因此中间品出口可以带动高端生产能力提高,扩大对创新产品的相对需求,为技术升级提供动力。同时中间品出口会强化技术溢出效应,对创新和技术升级产生积极作用,这也是美国在贸易战中对高技术中间品的根本原因。

  特朗普税改和贸易政策会改变金融危机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的国际贸易模式,相关国家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也会形成类似的贸易壁垒。在“三角”贸易模式中,新兴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中间产品,发展中国家在国内组装加工后向欧洲和国家出口。这种模式对国际贸易和投资会产生重要的影响,造成垂直专业化分工模式、贸易成本和工资差异,并不断强化和推动三角贸易模式的发展。该模式在促进贸易和投资的流动和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导致工业化国家内贸易的不平衡,进而影响汇率水平,从而阻碍投资和中间产品向发展中国家流入,阻断贸易循环链条,而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加剧了上述影响。同时贸易模式的发展变化也受区域外最终产品市场规模的约束,导致贸易增长缺少内在动力。传统贸易模式造成拥有大量经常账户赤字的国家与拥有大量贸易盈余的国家失衡,也表现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美国持续拥有经常项目逆差,东亚国家持续购入美元储备资产。危机后,东亚的经济增长仍需要欧美等国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最终需求的刺激,而发达国家的需求对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引致作用并没有降低,投资和出口导向增长模式短时间内将难以改变。因此特朗普税改和美国实施单边贸易政策,甚至贸易争端,将会极大增加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转型压力。

  特朗普税改和贸易政策会加剧国际投资和贸易模式的变化。近年来全球投资流量缩减近一半,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和双边与多边投资规则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美国在特朗普执政后加强了投资和贸易,表现为贸易摩擦和国际贸易投资诉讼数量上升,包括出口、不当监管、上调关税以及调整非关税壁垒等四种贸易主义政策大幅增加。以重点产业和对跨国并购加强监管为核心的投资性规则影响增大,区域性投资规则部分替代双边投资协定成为趋势。特朗普实施税改和调整贸易政策试图推动资本回流,鼓励制造业企业将生产从发展中国家转回美国,回流的产业既包括货运设备、家具、塑料及橡胶制品等传统产业,也包括电气设备、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等现代产业。

  特朗普实施税改和贸易政策之前,全球经济形成发达工业化国家消费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生产和出口相互依赖的国际分工和发展格局。生产标准化、市场与制度、信用文化、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人才流动导致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率差异是形成上述国际分工的主要原因。为摆脱危机影响,美国由债务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向实体经济发展推动增长的方向转变,并寻求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在国际分工重组中占据更有利的。与传统国际分工强调实体经济的内部分工不同,在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分工趋势日趋明显。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内部,已形成的基于金融市场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形态将被改变,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新型国际分工形态成为资金和产品的双向流通渠道。随着美国实体经济的回流和发展,工业化国家间的制造业和金融服务业相对水平差异将被缩小,从而会改变由于金融服务的比较优势而形成的现有的金融资本流动局面。

  国际分工在促进比较优势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通过产业的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影响其他产业发展,上述关联效应会导致产业分工出现新变化,因此特朗普通过税改和贸易政策不仅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中获得有利地位,而且会通过关联效应和替代效应共同发挥作用,从而在关联产业的国际分工中获益。美国在强化国际分工格局的同时也会改变产业转移速度,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导致产业转移主要依据在全球价值链中各环节的比较优势进行。一方面,美国通过优惠的财税政策吸引投资,导致产业向本土回归。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实施税改等政策推动产业升级发展,加速淘汰衰退的高技术产业,加快这些产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速度。美国在促使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回归的同时,也促使部分高技术产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美国通过主导国际分工格局,可以大幅提高产业效率、技术水平和与此相联系的福利水平,同时增加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关产业的技术引进成本、产品设计成本、研发成本以及培训成本。

  尽管美国引发贸易冲突带有浓厚的特朗普色彩,但美国鼓励海外企业向本土回流,通过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来提振经济,从而在新一轮产业中占据主导,是与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实施的一系列战略相一致的,如奥巴马时期实施的再工业化战略等。在深刻认识美国引发贸易冲突动因的基础上,中国可以采取以下应对策略。

  美国单边贸易政策不仅不能促进美国优势产业的发展,减少美国贸易逆差,还会通过恶化贸易这些产业的发展和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压力,可见,美国的单边贸易政策是难以长期持续的。考虑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反制措施,特别是在美债问题上对美国形成的压力,特朗普希望通过单边贸易政策来创造更有利于美国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是不可行的。但同时也需要认识到美国逐渐脱离多边贸易框架,在磋商中难以通过多边贸易规则约束美国。

  知识产权是两国贸易磋商中的一个共同问题,有别于强制性技术转让,中国使用外国技术的许可费和使用费不断增加,中国加大知识产度是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客观要求。扩大市场准入是另一个共同问题,市场准入放宽与中国深化和扩大的总体方向一致。从短期来看,通过扩大美国商品如农产品进口有利于减缓贸易顺差扩大趋势,从中长期来看,解决双边贸易中的结构性问题与中国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平衡的转变方向是一致的。

  中国需要注意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重新调整的背景下,特朗普实施的税改计划和贸易政策不仅是缓解其国内困境的有效手段,也是占据新一轮产业主导权的必然选择。其单边贸易政策和贸易争端主要针对对象是高技术中间产品,并通过其高技术中间产品出口来制约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尽管中国有能力在中长期化解上述风险,但在短期内要充分考虑美国单边贸易政策和贸易争端对出口企业和国内高技术企业的影响,采取扶持政策帮助这些企业尽量减少损失。

  虽然特朗普实施的税改和单边贸易政策在短期内会对中国出口企业产生冲击,但中国“一带一”的实施,已为中国产业升级和转型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例如在中国同世界(地区)海关货物出口贸易中,对亚洲国家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由2007年的46.63%提高至2017年的48.43%;而对美国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18.98%,已经略有下降。在中国“一带一”设计中,支持友好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实现跨国的生产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逐步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发展,部分化解了由于出口商品和服务贸易过分集中在美国和欧盟带来的潜在的贸易风险,使特朗普试图通过单边贸易政策甚至贸易战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计划难以实现。

  中国当前推动的工业规划4.0和“互联网+”模式正是新一轮产业的客观需要。新一轮产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全面改变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产业的传统生产模式,导致生产体系、管理体系以及行政体系的巨大变化,并将对消费者预期、产品质量、协同创新和组织形态产生重要的影响。为此,中国需要推动建立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加快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与一般产业相比,高技术产业、中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创造更高的附加值空间。因此加快产业向高端价值链延伸,扩大高技术产业在全部产业中的比重,提高先进制造水平,加快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对于中国参与新一轮产业技术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