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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德日重塑国家 注意民生发展经济
发布时间:2020-07-14 10:37

 

  德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第二大出口国,其人均P逾2.7万欧元。德国农业产值不足1%,服务业比重近2/3,是一个产业结构高度发达的服务社会,其工业以机器制造、汽车、电子和化工行业领衔;其国民经济严重依仗出口,出口占世界总出口额近10%,70%左右的贸易集中在欧洲和美、日等发达国家,国际收支长期盈余,通胀率低,失业率约9%。

  但是,德国经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先后经历了1950年代(7.9%)到1960年代(4.6%)后期的恢复和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1970年代的相对滞胀时期(2.94%),1980(1.8%)到1990年代(1.85%)的低速缓慢增长阶段。

  1945年5月8日,德国战败投降,由美、英、法、苏四国共管,后为东、西德。此时,德国境内民生凋敝,生产停滞,经济完全无法满足国民的正常生活需求,完全是短缺和管制经济。以1948年6月21日占领区的币制为标志,德国充分利用了冷战造成的东竞争气氛,在马歇尔计划援助等的启动下,凭借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克服了两德带来的产业和地区性结构断裂,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达到并超过了战前水平。

  整个1950年代至1966、1967年,德国年均P增速达近8%,私人消费活跃,机器和设备等的固定资产投资旺盛,出口增长迅猛,近乎充分就业(失业率跌至0.7%),进入了著名的“经济奇迹”时代。这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恢复性需求,以及以朝鲜战争订货为标志的外需对德国出口的拉动。

  此时,崇尚市场力量和竞争、反对垄断,加上注重社会和平衡,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思想,并影响了的施政方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战后初期属于右翼政党基民盟/社盟的阿登纳和艾哈德任内的主导经济口号就是“增长、增长还是增长”。

  1966—1967年,德国出现了战后首次生产过剩危机,国民经济出现相对罕见的0.7%的负增长,“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领导的,让位于左、中、右共治的库尔特·基辛格大联合,它标志着迄今为止的战后经济恢复性补课和一高歌猛进、惟有轻微周期涨跌的单边高速经济增长终止。自此,德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需要强调宏观平衡和总体协调的增长阶段。如何防止经济衰退及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大起大落和频繁波动,成为广受关注的议题,相关的调节经济周期和商业行情的景气政策被提上议事日程。

  经济政策思想也出现了较为鲜明的转变,出现了在德国战后历史上较鲜见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的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运行的总体调节政策,代表人物是当时的经济部长卡尔·席勒。以新主义为主旨的德国式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加入了总控的凯恩斯主义新元素,对宏观经济目标追求也从增长转向了稳定平衡。

  其间,马克升值压力成为热议的话题。由于、尤其是工商界对马克升值损害德国出口的担忧,基辛格内阁中反对升值的财长约瑟夫·施特劳斯的主张,压过了经济部长席勒和央行意见,作出了马克不升值的决定。此举让联合承受了巨大的国内外压力。不久,随着1969年该届的下台,作出了升值的决定。

  随着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启迪,莱茵模式对社会保障的强调,东冷战的竞争压力,要求社会、扩大社会福利待遇的呼声渐高。1969年左翼的社会党勃兰特及1974年施密特先后上台执政。左翼为主的执政,推出扩大支出、保障社会和加强福利保障等经济政策。以雇主、雇员平摊缴费为筹资方式、待遇均等的俾斯麦模式社会保险体制不仅得到恢复,而且空前扩大。一个以强制性社会保险(含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等)为主体,囊括社会救济、社会津贴等的包罗万象的社会福利体系逐步形成,德国成为社会福利国家。但是,高福利国家的刚性特征其后日益,使其财政的可持续性备受挑战,为日后拖累总体经济发展埋下了伏笔。

  1970年代,德国经济了来自外部的强大冲击,尤其是美元走弱、布雷顿货币体系的崩溃和两次石油危机。德国经济彻底告别高增长和近乎充分就业时代,进入经济停滞、失业和通货膨胀高企的“滞胀”时期。

  德国放开对马克汇率的管制、实行浮动,大量游资的流入使马克升值、通货膨胀压力赫然凸现。增强了谈判地位的劳方在劳资薪酬谈判中提高工资增幅的要求助长了通胀;通胀率从1969年的2.1%骤升至1974年的7%;升值的马克和高企的油价令许多行业订单下降、开工不足、加上1971-1973年的“合理化进程”加速了技术进步,导致失业率上升,达到近100万人,经济增长下降(仅0.1%),德国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为应对通胀,勃兰特和央行推出了取消税收优惠、增加燃油税和提高贴现率等举措来压缩开支,但无济于事。施密特改弦更张,推出复活总体需求的景气促进计划:通过贷款平衡和支持扩大投资,补贴私人投资,专门制定促进建筑业、交通、环保能源的投资计划,所得税体系,降低中低阶层税收,提高育儿津贴等福利补贴;其经济政策徘徊于凯恩斯主义(扩大需求)和供给指向型(减税以活跃投资、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同时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希望借助建立欧洲货币体系合作来减弱布雷顿体系崩溃的冲击、稳定汇率和构建稳定的外部经济。

  但是,由于持续危机造成消费低迷,钢铁、汽车、机器制造、建筑等行业结构问题突出,以及发达国家同陷危机造成出口不振,上述措施不但未能解决德国的滞胀和失业,还导致了公共债务的巨增,使得总体调节政策归于失败。

  1980年代,经济低速增长和持续攀升的失业(突破2百万人)及公共债务问题困扰着德国,促使1982年上台的右翼科尔,重回主义和发挥市场力量的老,优先解决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其经济、社会政策的口号是:“、活力和承担责任”,强调应回归本职任务,从“对国家和社会保障制度过度的要求中退回”,社会和只提供急需的社会救助和保障。其通过在社会保障领域开源(增加雇主、雇员缴费率)、节流(降低社保待遇)、实行控制支出、不举新债等举措,控制公共债务增长和巩固财政政策初现成效;通过减税以激活企业投资和私人需求,增加企业赢利,拉抬经济增长的目标基本达到,而依此(甚至加上鼓励提前退休)创造就业岗位的举措却收效甚微;货币政策上顶住了美国要求其实施扩张性货币和增长政策的压力,控制通胀、马克对内币值稳定,尤其是了1987年美国马克过度升值、从而危及德国出口的无理要求。

  1990年代,两德统一,全球化冲击、老年化构成了对德国经济、社会甚或莱茵模式的严重挑战,不仅低增长(不到2%)、高失业(最高近400万左右)始终困扰这一阶段的德国社会,且“德国病”综合症异常严重,消费年均增幅仅1.5%,投资多年负增长,财政赤字超过3%,公共债务十年增长1.1倍,令德国从欧洲经济的火车头沦为“大拖斗”。